广东东莞市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禁止养猪。东莞市环保局局长袁绍东表示，“东莞工厂多、外来人口多加上养殖场多，造成非常大的污染，东莞不能再承受额外的污染量了……现在的养殖户没有能力处理污水”。（见本报今日Ａ２０版）
这条新闻让我想起发达国家治理牛屁的思路———牛放屁对环境造成巨大污染，但他们并没有“禁止养牛”，而是征收“放屁税”，谁家的牛放屁谁就支付破坏环境的成本。显然，“牛屁税”是一种绿色、理性的善治措施。相比之下，东莞禁止养猪就粗暴、懒惰多了。
况且，目前法律并没有对百姓养猪予以限制，国务院更是明文规定：“任何地方不得以新农村建设或整治环境为由禁止和限制生猪饲养。”从另一个角度看，养猪是中国农民的经济传统，猪是许多低收入者重要的“财产性收入”。所以，“禁止养猪”既不合法又不合理。
是的，养猪造成的污染可能是城市不可承受之重，可为什么不从经济政策、税收等角度考虑如何治理，而偏偏选择一刀切地禁止呢？
再说了，养猪产生的污染难道比工业污染还多吗？“养猪造成非常大的污染”是如何得出的？即使这一结论与事实吻合，可养猪涉及那么多农民的利益问题，怎能说禁就禁，他们的生计怎么办？
更进一步看，就会发现奥秘所在———“禁止养猪”背后隐藏着部门利益。报道说，禁止养猪后，当地政府规定必须申报“生猪供莞定点基地”，东莞市场上的所有猪肉都要从生猪供莞定点基地买进。很显然，其中包含某些部门的垄断利益，形成生猪供给的垄断性，好从中获益；另一种利益则是当地政府的形象政绩，禁止养猪后，城市形象将光鲜很多。
可他们忘了兼顾这个问题：许多低收入者的生计被堵死，失去养猪的“财产性收入”。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比部门利益、形象政绩重要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