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副产品“跌价无人问，涨价多头管”的现象，显示出目前调控仍停留在“短缺调控与消费者调控”的层面；暴涨某种程度上源自此前对生产环节利益的漠视。
连日来，我国各地粮油肉蛋价格轮番上涨，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严峻考验，并引起强烈社会反响。《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这轮价格普涨有宏观经济偏快、流动性过剩以及世界食品价格上涨等客观原因，同时暴露了农产品市场调控思路的欠缺、动物防疫体系的薄弱，粮食能源化的负效应也开始显现。
源自对“跌”的漠视
对政府近期的肉价调控，长期从事生猪养殖的江西华绿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生不无微词。他说，一年前养猪户们苦苦挣扎、赔本杀猪的时候，除了少数畜牧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微弱的呼吁，舆论无声无息，也未见政府扶持。现在猪肉一涨价，政府部门一边通过投放国家储备肉等措施平抑肉价，一边给城里人提高低保、发放“肉补”，明显有“重城轻乡”、“重消费轻生产”的嫌疑。
徐建生说，政府如果在去年把这些提高低保、发放肉补的钱，通过价格补贴、疫病补贴、种猪补贴或者疫病保险扶持农户“救市”，保护养殖户积极性，减少提前出栏，引导及时补栏，今年的暴涨行情或许可以避免，至少不会暴涨。他坦言，今年猪肉价格暴涨根本原因是供需有缺口，而供需缺口是由于去年猪肉低价和蓝耳病疫情造成猪贱伤农，是有关方面对去年肉价暴跌和疫病的漠视留下的“后遗症”。
江西省农业厅市场处副处长胡仲明说，猪肉“跌价无人问，涨价多头管”的现象，在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上并不鲜见。政府容易重视消费市场的反映，忽略生产环节的呼声；市场不会因价格低廉激起微澜，却能对价格上涨产生强烈波动；消费者只能感知价格上涨的苦楚，却难以体会猪肉价格下跌时农民的辛酸。农民既要承受下跌的亏损，又难享受上涨的红利……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跌的漠视，加上风险补偿机制缺失，导致了报复性的暴涨。
农副产品调控要借鉴粮改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指出，各级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还习惯于在供应短缺、价格上涨时，站在城市消费者的角度出发，而在农产品过剩时却要么不管少问，要么无能为力，“托市”、“救市”难见有作为。而农产品贸易条件恶劣是世界性的课题。虽然我国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但在全社会的舆论氛围、思维方式上，农民的话语权还是太弱，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还存在“以城压乡”，“二元结构”思维依然存在。
李国祥说，在城乡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今天，政府“有形的手”必须更多地从“短缺调控”转为“短缺调控与过剩调控相结合”，从“消费调控”转为“消费调控与生产调控相结合”。他认为，短缺调控是无源之水，只能头痛医头，治标不能治本，只有结合过剩调控，才能从根本上构建农产品产销平稳的长效机制，避免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
从去年底至今的粮油肉蛋轮番涨价的情况看，我国农产品价格波动正变得更加频繁，涨跌幅度也在悄然增大。李国祥说，过去，各地城市有“菜篮子工程”保障城市居民生活消费品价格稳定。这几年随着农副产品生产加速向农区转移，“菜篮子工程”的补贴机制名存实亡，而新的、全国性的补贴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
下一步，要研究是否需要建立对所有农副产品的生产补贴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