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丹红喂出“红心”鸭蛋
“红心”鸭蛋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通过央视调查记者的暗访，我们看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造假事件。在京城一家较大的禽蛋交易市场里，一些摊位纷纷打着白洋淀“红心”蛋的旗号招揽顾客。白洋淀国华禽蛋加工厂北京直销点的老板向央视记者介绍说，这种“红心”蛋特别好卖，一天能卖6０00多斤，其营养价值就体现在红色的蛋黄上，颜色的深浅则跟鸭子吃了多少小鱼小虾有关。事实真是这样的吗？
记者赶到河北白洋淀淀区，一连走访了十几家养鸭场后发现，这里的鸭子都被圈养在狭小的水域里，并不像产品宣传的那样以吃小鱼小虾为主，而是靠喂普通的玉米饲料产蛋。而且，喂普通饲料的鸭子产的蛋腌好煮熟后，蛋黄并不红，而是橘黄色，跟此前在北京批发市场和超市里见到的蛋黄通红的鸭蛋大相径庭。一家养鸭场的负责人说，蛋黄特别红的所谓白洋淀“红心”鸭蛋并不是白洋淀当地产的，而是来自石家庄。
记者又赶到石家庄平山县的冶河两岸，那里有不少养鸭场，和白洋淀的一样。这些养鸭场虽然紧挨着河边，但也都是圈养，主要靠喂饲料产蛋。但这里的鸭子产的几乎都是“红心”蛋。据一名养鸭户透露，产“红心”蛋，关键就在于饲料里加了一些“营养素”。记者发现，养鸭户所说的这种“营养饲料”本身就是红色的，当地人叫它“红药”。记者又走访了附近数家养鸭场，发现只要是产“红心”蛋的，喂的饲料都是红色的，连使用的饲料盆和饲料桶都被染红了。
据说这种“红药”每斤约20元，装在大桶里，上面没有商标，在保定等地的一些化工商店里就能买到。记者随后在保定市一家规模较大的化工商店找到了这种“红药”。店主说，这种“红药”就是一种工业染料，购买者中有不少是养鸭户，“一个月能卖好几吨”。既然“红心”蛋销量大，当地人吃不吃？记者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当地人都知道这种鸭子产的蛋是“药蛋”。“红药”里到底有什么成分？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食品安全研究所的权威检测分析结果出人意料：红药”里含有46.5%的工业染料苏丹红Ⅳ。
苏丹红为何能重现市场
对于苏丹红，读者并不陌生。去年，包括广东亨氏美味源辣椒酱、肯德基新奥尔良烤翅在内的30家企业的88个食品样品，先后被检出含有致癌的苏丹红Ⅰ，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生命时报》记者特意调阅的苏丹红相关资料均注明它是工业染料，分为Ⅰ、Ⅱ、Ⅲ、Ⅳ，比起苏丹红Ⅰ，苏丹红Ⅳ不但颜色更红艳，毒性也更强，我国食品生产加工中是严禁使用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也将苏丹红Ⅳ列为动物可疑致癌物。那么，这种明确被禁止的物质为何会屡屡出现在食品市场呢？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生命时报》记者说，我国1996年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虽有规定，苏丹红不属于食品添加剂，但一直没有对食品中的苏丹红进行过检测。去年3月，苏丹红事件后，我国推出了苏丹红检验方法，“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食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十分复杂，我国的食品生产加工单位又太多，鱼龙混杂，不可能靠自查自律来保证食品安全。因此，我们需要一个覆盖面广、统一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需要强有力的监管部门来制约食品造假者。而在食品安全立法方面，我们恰恰一直存在漏洞。去年卫生部发出的《苏丹红危险性评估报告》也使部分人放松了警惕。报告说，应加大对苏丹红Ⅰ的监测，同时不能放松对其他３个分型的监测。可我们并没有严格监测其他分型。”
调查中，记者发现，“红心”鸭蛋只是众多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一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调查显示：仅2004年，全国共查处有关食品违法行为39万多起，货值超过14亿元。其中，立案查处12万余起，移送司法机关1585起，涉案人数5640人。其中，猪、牛、鸡的饲料中滥加抗生素等药物问题比较严重，由于牲畜或家禽用的这些药种类和人类相同，但牲畜或家禽用量却是人类服用剂量的十几倍，常吃这种肉人体会产生抗药性，致使生病后服药无效。
除了生产方面的原因，在加工环节上，我国食品加工企业绝大多数规模比较小，全国现有的700多万家小型食品加工作坊、摊点中，80%以上为10人以下的手工作坊，工艺落后，卫生条件极差，20%—30%没有达到行业标准，有的还非法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吊白块、硫磺等作为食品添加剂，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处罚轻导致商贩为所欲为
采访中，几乎所有专家都提到，在食品监管上，我们漏洞太多，以至于不法商贩为了牟利，不惜铤而走险肆意造假。专家称，我国食品企业规模大小不一，激烈的竞争导致大部分厂家利润微薄，部分企业最终以牺牲食品的安全品质为代价。据一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在上海超市里销售的食品成本结构基本是：３０％—４０％的原料成本，１０％的企业管理和人力成本，４０％的物流、销售等市场运作成本，剩下１０％—２０％的毛利。为了多赚钱，一些食品生产商就在偷工减料、透支产品安全品质上“做文章”。许多食品在加工过程中弄虚作假竟成了“行规”。以手剥山核桃为例，当地人收获时通过浇水、掺碎壳等方法人为“增重”约２０％，食品加工厂又将山核桃泡在调味汤料里再增重２０％，而这种用以增加口感的调味汤料被业内人士称为“千年老汤”，其安全基本没有保障。
还有一些企业将降低成本的主意打在流通领域上。目前在公路运输中，易腐保鲜食品的冷藏运输只占运输总量的２０％，其余８０％左右的水果、蔬菜、禽肉、水产品大多用普通卡车运输，最多在货物上面盖一块帆布或塑料布。
一些超市也倾向于和供货商联合，尽量“帮助”厂家实现更高的销售业绩。除了正常的促销手段外，到食品临近保质期时，商家会采取“买二送一”、“买一送一”等方式促销。一些卖不掉的新鲜蔬菜先是被超市处理成盆菜或加工成其他类型的蔬菜，实在无法在保质期内卖掉的就退还给生产厂商，让他们对陈货进行再加工，或者干脆只换个包装，就重新放到超市货架上。
上海市食品研究所总工程师马志英曾暗访过多家超市的冷藏食品柜，发现柜中温度从零下３摄氏度到零上７摄氏度不一，而这将直接影响食品保质期的长短。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今年６月组织志愿者对市内５４家超市进行暗访，结果发现各类问题５１起，许多都属于过期、霉变这类肉眼可以发现的问题，但超市的专业工作人员却熟视无睹。对于这些问题，消费者既无奈又气愤。采访中，一位老大爷生气地说：“怎么就没人管？怎么就管不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湛中乐教授则对记者说，我国对食品造假行为的惩罚措施太轻，导致商贩为所欲为。“一般就对他们罚点款，几千元到几万元。可这些人根本不在乎罚钱，反而还要想办法下次把钱加倍赚回来。即使通过行政法规吊销了他们的营业执照，他们也可以换一个行业再来。法律的威慑作用没有展现出来。”
专家呼吁立法重判造假者
据了解，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依据《食品卫生法》，但“卫生”并不代表“安全”。《食品卫生法》已经实施了１１年，某些条款过于笼统，操作性不强。而且，一些监管部门主要依靠罚没模式进行管理，出了重大事件就搞一次清查，大多是捣毁窝点、查封加工点或停业整顿，食品安全事故的责任者却往往逃脱了法律制裁。正是因为处罚力度过轻，罚款太少，风险与收益不成比例，致使不法商贩钻了空子，因此人们就食品安全立法的呼声也就愈发迫切起来。其实，在去年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们就开始积极讨论立法的问题了，今年底有望出台。代表们说，除“源头”的生产、加工环节外，我国的食品安全在“终端”执法方面“漏洞”不少。比如，质检部门依据《产品质量法》，卫生部门依据《食品卫生法》，工商部门也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抽检和公布的检测结果有时重复甚至结论相反，令消费者和企业无所适从。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则表示，卫生问题只是食品安全的一小部分，与其修改《食品卫生法》，不如在食品安全立法上多花力气，把卫生涵盖在里面。对于这次的“红心”鸭蛋事件，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系主任何计国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心声：“触犯了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或食品卫生标准，就是恶性违法事件。尽管我国法律现在比过去严了，但人们现在挣的也多，罚10万也不在乎。所以，对违法者一定要重罚，卖500万元假货，就罚1000万。情节严重的还要判刑，这样就老实多了。”
湛中乐教授认为，除了尽快推出《食品安全法》外，加大对食品造假、危害食品安全行为的惩罚力度也很重要。“在美国，如果个人或企业做出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要接受巨额罚款，要被吊销相关的许可证。即使没有出现确定的受害人，只要认为他危害了公共健康，就可以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但在我国，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湛教授认为，应尽快建立一个企业和个人的信用制度。“对生产、加工、销售食品的企业或个人，建立信用信息库，把他经营过程中的信用信息都输进去。一旦有违法行为，就要记录在信息库中，并跟随他一生。而且，这个信息库所有监管部门应该都能共享。只要他危害了食品安全，最严厉的处罚就是禁止其日后从事与食品相关的职业。如果所有部门都通过信息库掌握了这个情况，都对违规者严查严防，他们自然难以危害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