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学生谈“吃”色变
连日来，山西学生集体食物中毒的频率之高、人数之多，使各界心惊。
９月４日，新学期第三天，在原平市太平街学校，８１名住校生出现呕吐、恶心症状，有的孩子还伴有腹痛。
此后，学生食物中毒事件接踵而至：
５日，屯留县渔泽镇寄宿制学校，２９０余名；１０日，运城市金堂二小，１６名；１１日，忻州市米洋温泉国际学校，３５名；１３日，原平市创实小学，７３名；１６日，永和县二中，３９名；１８日，武乡县石北乡中学和伟德希望小学，６０名。
在连续发生３起食物中毒事件的忻州市，很多学生谈“吃”色变。原平创实小学三年级学生小岩(化名)告诉记者，自己当时虽没中毒，可至今还总想起同学难受的样子，不想吃东西。因为家离学校太远，开学后他不得不继续住校，却准备自己多带些干粮和咸菜，因为食堂的饭菜“太可怕”。
目睹这些中毒事件首发地——原平市太平街学校的食堂后，记者发现，“卫生”二字在这里完全是句空话。食堂位于校园东侧，与厕所是一街之隔的“邻居”。苍蝇四处乱飞，食堂门口也是臭气熏天。发生食物中毒事故后，该食堂被勒令改造，一位正干活的太平街村村民悄悄指着灶台上的小桶油说：“他们就是用这东西给娃娃们炒菜！不病才怪呢！”记者揭开小桶，乌黑、浑浊的食用油映入眼帘，两只多脚潮湿虫的尸体漂在上面。把铁皮桶倾斜后，桶底积着一层糊状沉淀物。
记者在山西省教育厅了解到，这些学校学生中毒原因多数已查明，为食物不洁或变质引起的细菌性痢疾。如原平市太平街学校学生中毒事件系苍蝇传播细菌引发；有关部门对屯留县渔泽镇寄宿学校学生当日所吃食品检查发现，馒头和汤面发霉。
小食堂 大“玄机”
无独有偶，７所发生集体食物中毒的学校，均位于城乡接合部或纯粹的乡村。山西省教育厅体卫处处长王德科指出，由于各地陆续调整中小学布局，单人校、复式校逐渐减少，很多县乡寄宿制中小学在饮食等条件不足时匆忙上马。更深层次原因则在于，食堂的高额利润和混乱的管理体制，使学生成为牺牲品。
一校之长，却管不了食堂，这是很多乡、村中小学的“通病”。原平市太平街学校是一所村办学校，小学、初中合一，住校生主要为邻村孩子，学校食堂由一姓赵的村民承包经营。
忻州市米洋国际学校原本是一所民办学校，后改为民办公助性质，称为“开发区小学”，公派的校长只负责教学管理，无权过问后勤。该校的一位老师私下对记者说，为了避“占便宜”之嫌，校长甚至不去学校食堂吃饭。
堂堂校长为何管不了小小食堂？当地教育部门有关人士指出，“利益分配”使然。
原平市一所学校负责后勤的一位教工透露，即使是多项指标均符合要求的学校食堂，利润率也在３０％以上，而基础设施投资少、做饭时偷工减料、买假售假的违规食堂更“事半功倍”，很多基层学校食堂纯利润高达５０％。
正因此，王德科指出，在很多地方，乡政府或村委常指派当地学校食堂承包商，垄断经营为质量低劣、卫生不过关的食品创造了畅通的销售渠道，水、面、菜等原料无论质量如何，价钱能省则省，也埋下了卫生安全隐患。个别学校甚至打着“封闭式管理”的招牌，阻止学生们在校外消费，以尽最大可能赚取学生们的钱。
这样的情况在一些民办学校尤为突出。越来越多的民办学校成为了学生食物中毒事件的主要受害者，而监督不到位的乡村学校更加明显。发生食物中毒事故的７所学校中，就有３所为民办学校，６所是乡村学校。
责任追究“纸上谈兵”
食物中毒事件关乎人命，却为何如此高发？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山西省教育部门严令迭发，各地市教育局长还签了责任状，却因地方有监无管或监管俱无，近年来虽每年都发生数起学生食物中毒事件，却无一名有关责任人因此受过任何惩处。“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管理者就没有切肤之痛，避免中毒事件就成了‘纸上谈兵’！”王德科愤愤地说。
山西省教育厅多次出台学校食品安全有关规定，要求省级卫生、教育部门每年至少安排一至两次专项检查；县级卫生、教育行政部门每学期至少安排一至两次专项检查，相关部门管理人员要经常深入学校进行巡查；学校要经常性地对食堂进行自查。但原平某校一位具体负责食堂的领导说：“上边的检查总是提前通知，哪个学校会过不了关？这样的检查也就是走走过场。再说，一个县十几、二十个学校食堂，教育局、卫生局的领导正常情况下几年也来不了一次。”
在现行的学校卫生工作管理中，食品安全的责任追究也是“雷声大、雨点小”。从２００３年起，参照非典防治工作中形成的工作机制，我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始与学校逐级签订《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工作责任状》。山西省教育系统《责任状》就追究责任作出的规定是：对落实卫生防疫与食品卫生安全措施不力，导致学校传染病流行及食物中毒事件发生，不及时报告或隐瞒不报的，要依法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追究“导致食物中毒事件发生”的责任，还是追究“不及时报告或隐瞒不报”的责任？语焉不详。只讲“依法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却缺乏对相关责任人的具体处罚规定。
含混不清表述是对相关责任人的姑息。一位基层教育部门的负责人说：“经常是学校发生食物中毒了，医院通过卫生系统逐级上报，直到卫生部与教育部核实的时候，我们基层教育部门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有这样的事发生。”
王德科指出，这条规定之所以语焉不详，原因在于各地中小学的行政管理和负责人“生杀大权”握在当地政府手中，教育部门难以直接追究其责任。而地方政府重考试成绩，轻学校安全，“以文件落实文件、以讲话落实讲话、以口号落实口号”的做法，也是一些地方学校食品安全频亮红灯的重要原因。即使发生学生集体中毒事件，当地有关部门也只打个报告，再做些“亡羊补牢”的工作。
因此，无论２００４年发生的长治市一所子弟学校４０多名学生饮鲜奶中毒事件，新绛县１０３个学生喝过期酸奶中毒事件，还是今年先后在浮山县一村办小学发生的水污染事件、朔州市平鲁区蔓延８所学校的甲肝疫情事件，都没有任何人被追究责任。
此次山西连续发生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与其说再次敲响了校园食品安全的警钟，不如说是对各级政府的警示。面对逐渐庞大的住校生群体，尽快出台具体的食品中毒事件惩处制度和措施，已势在必行。（完）
记者刘云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