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会组织全国各地资深学者全方位、多视角、深层次地对六朝文化的丰富内涵进行研究，澄清了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和疑点，其研究成果将由南京出版社结集成书，并被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出版图书规划项目，其中《六朝都城》、《六朝民俗》已于近日出版。就六朝文化研究的若干最新成果，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卢海鸣、张承宗两位专家。 1、“总统府”下埋着六朝宫城
自20世纪30年代中央大学教授朱亻契先生出版《金陵古迹图考》一书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六朝宫城的中心位于今天的东南大学一带。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卢海鸣博士在对历史资料的研究中大胆提出了“东移说”，认为其位置应该在今天的“总统府”一带。经过这两年考古工作者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在很多点上验证了这一观点，从而在六朝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取得突破。
卢海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东晋建立后，在孙吴太初宫东北面苑城旧址上重新建立了一座宫城，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台城。自东晋以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沿用未变。台城周长八里(约3500余米)，如果按照正方形来计算的话，面积大约80万平方米。
卢博士认为，推断建康宫城(台城)中心在“总统府”一带，有以下几方面根据：
首先，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台城南距朱雀门(今镇淮桥)七里，北距乐游苑(其中心在今小九华山)三里，西南踞唐朝的上元县治(今江苏省委党校一带)五里，根据这三个数据可以初步推定，台城的中心在今天的“总统府”一带。
其次，明清史料中明确记载“珍珠河正在宫内”，又说台城在“玄津桥大街以北”。说明台城的位置应该跨今天珍珠河两岸，南界不超过玄津桥(其位置在今逸仙桥南)即今中山东路一线。
从近年来的考古材料来看，2001年夏季，南京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为寻找六朝宫城遗址，对进香河、成贤街与东南大学之间的老虎桥工地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考古发掘，结果没有发现有关六朝宫城的遗迹和遗物。而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考古工作者对太平北路与珠江路交界处西北角的小贵山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开挖了探方18个，探沟3条，在距地表约2米的地下，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如筒瓦、板瓦、瓦当等建筑构件以及青瓷盏、盘、碗、盘口壶、钵等遗物，其中莲花纹瓦当尤为精美；同时还发现了砖砌的正方形的建筑、砖井、道路等遗迹，说明这一带可能就是六朝宫城所在地。
2002年6至7月，考古工作者在中山东路与太平南路交界处的东南角地下3米深处，发现了一条宽广的六朝御道和两条砖砌的排水沟，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同时出土了人面纹瓦当、兽面纹瓦当、青瓷器、铭文砖等文物，从而验证了“东移说”。
卢海鸣说，六朝以前，一直实行多宫制，六朝是个过渡时期，自唐代以后，实行的都是一宫制。确定宫城位置，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来说，有重要意义。宫城位置的改变，意味着城市历史中轴线的改变，围绕历史中轴线所做的城市规划也要做相应调整。
2、最早端午祭祀的不是屈原
在省六朝史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张承宗教授提出端午祭祀“统一说”之前，人们都认为，端午节自古以来就是祭祀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
通过对史料的深入发掘和研究，张承宗提出，端午节是一个最富有戏剧性变化的节日，习俗和祭祀人物是变化的。
史学界对于端午节究竟起源于何时说法不一，大致起源于秦汉时期。端午节在夏历五月五日，其起源与人们每年特定时节的禁忌和迷信有很大的关系。五月正处于春夏之交，气候湿润多变，蚊蝇滋生。在医疗水平极低的古代，人们很难适应这种气候的转换，常常会在五月生病，甚至死去。久而久之，人们视五月为恶月，而五月五日更是恶月中的恶日。六朝前期，端午节的民间习俗主要集中在避恶逐疫上。到了六朝后期，端午节习俗开始发生变化，人们避灾驱邪的恐惧心理逐渐淡薄，端午节被视为“良节”、“嘉辰”的观念逐步普及，赛龙舟、吃粽子、斗百草诸习俗成为端午节中的重要活动内容。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改变呢？张承宗说，六朝时期崇尚思想解放，人们对自身的价值认识不断提高，祭祀活动中，娱神的作用和娱人的作用并重，赛龙舟、吃粽子等活动很喜庆，所以端午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端午节祭祀的人物也是变化的。六朝以前，由于小农经济条件下交通联系的相对隔绝和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局面，各地人民在端午节所纪念的历史名人是不相同的。山西地区人民纪念介子推，吴地人民纪念伍子胥，会稽人民纪念孝女曹娥，苍梧郡人民纪念造福一方的地方官陈临，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则是荆楚人民纪念气节高尚的爱国诗人屈原。
伍子胥是春秋时期楚国人，怎么会被吴地人纪念呢？张承宗介绍，当时楚平王荒淫无道，逐子杀媳，施行暴政。伍子胥父亲伍奢和哥哥伍尚因谏忠言，被楚平王处以极刑。伍子胥被迫逃离楚国，跋山涉水，历经艰难来到吴国，投靠公子光。在他的辅佐下，用计刺杀了吴王僚，夺回了王位，即著名的吴阖闾，伍子胥协助吴王治国治军，多次率吴军攻楚伐越，屡获胜利，又相继战败越国与齐国，成为一方霸主。吴阖闾死后，夫差即位，听信谗言，逼伍子胥自尽抛江。百姓感其恩，尊之为涛神。所以，吴地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祭祀的并不是屈原，而是伍子胥。《清嘉录》上明确记载，端午节是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氏”。
六朝时期，各地人民历经几百年的频繁迁徙流动，各大地域文化不断碰撞，相互融合，到最后，屈原以其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慷慨赴死的英雄气节，赢得了动乱年代人们的深深共鸣，以五月五日为屈原逝世纪念日的习俗就最终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并流传至今。
3、六朝形成现代饮食习惯
一日三餐，围着桌子坐着进食，主食以大米为主，这种饮食习惯在今天习以为常。可是人们很少知道，这样的饮食习惯是在六朝时期逐渐形成并流传至今的。
张承宗告诉记者，先秦时期，人们大都一日两餐，以适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作息规律。汉代以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逐步增加，一日三餐制方才出现并逐步普及开来，六朝时期是由一日两餐向一日三餐过渡的时期。
先秦两汉，中国人进食皆席地而坐，各人席前各置几案，案上摆放食品，分别据案而食，食物是互不混杂的。项羽所设的鸿门宴，即是一个典型的分食制案例。
六朝时期，民族融合规模空前，各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坐卧用具和饮食习俗，从而极大地冲击了汉族席地而坐的饮食习俗，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由西域传入中原的胡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胡床是一种坐具，类似于今天的折叠椅。六朝时期，胡床已逐步普及，这种坐姿比跪坐舒服，因此汉族传统席地跪坐的饮食方式受到冲击。到唐代时，高桌大椅开始出现并使用，从而围桌而坐气氛热烈的合食制，终于取代席地而坐不相混杂的分食制，成为中国人饮食的主要方式。
4、定都建康山水起作用
古代帝王选址定都的主要因素，历来被认为主要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在起作用。卢海鸣提出了“风水说”的观点，并将其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提并论。
卢海鸣解释说，在科技尚未昌明的时代，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声，远取诸物”，实际上就是对山川形胜、地理位置的选择。风水因素对于古人确立都城城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六朝都城建康的选址情况来看，恰好与风水学上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建康城的东面有巍峨的钟山，西面有嶙峋的石头山，南面有蜿蜒流淌的秦淮河，北面横亘着小九华山和鸡笼山，这四者构成了风水学上的“四象”，即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建康城就处在“四象”之中，并与“四象”构成了传统思想中的“五行”，即青、白、红、黑、黄，中间宫城为“黄”。
此外，在建康城的中轴线上，近处有石子岗(即雨花台)、远处有牛首山，符合风水说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基本原则和格局。正因为南京有如此优越的风水条件，所以才能在众多江南城市中脱颖而出，引得诸葛亮由衷发出“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赞叹。
孙吴定都建业(今南京)，就与风水术有直接的关系。据史载，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前，吴国大臣张曾经对孙权说：秣陵(今南京)王气，宜为都邑。孙权认为他说得对，但未采纳。后来蜀国的刘备也认为秣陵有王气，孙权这才下定决心，定都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