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业内专家和绿色和平的人士分析认为，美国公司绝不会满足于仅仅向中国出口用于榨油原料的转基因大豆，“他们的目的是在中国推广转基因作物的大田种植，从而向中国农民收取种子购买和附加的技术费用。”
转基因联盟的辩护
转基因农作物在世界上的名声一直不算太好，欧洲和亚洲的主要国家都对此持谨慎甚至反对的态度。而各种批判更从四面八方涌来，将获利越来越丰厚的研发公司推上舆论的前台。最近，由孟山都、陶氏益农、杜邦、先正达和拜耳公司共同发起，在植物保护协会下成立了一个农业生物科技论坛——致力于向社会和公众宣传转基因作物的好处和澄清人们的误解。
该论坛的主席朱先生认为，中国不该像欧洲那样禁止转基因产品的进入。朱先生说：“欧洲人口少，丰衣足食，可以按他们的价值观去挑选吃什么或不吃什么，但中国人口众多，以大豆为例，每年缺口巨大是不争的事实，而农民如果栽种转基因作物，不仅能节约劳动力和生产成本，也大大降低了因喷洒农药而中毒的可能。”
陶氏益农的研发部负责人谢忠能对记者说：“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在对农作物进行育种和筛选工作，转基因只不过是用更高的科技手段直接找出具有某些我们感兴趣的特性的基因，转入传统的农作物之中，将一般需要几十年筛选的传统育种过程一下子完成，基本原理与杂交是一样的。因此，说传统的东西就没问题天然的就更好是一种误区。”
同在这一论坛的杜邦公司先锋种子事业部经理冯文煦说：“在欧洲，决定转基因种子能否在当地种植需要两道批准程序，由专家组成的技术委员会已经确认了其安全性，只是由政客投票的程序一直被搁置。”他认为，人们应该更加信任这些有实力的大公司，因为它们有能力进行相关的各种费用昂贵的实验以确保其对人类与环境的安全，“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公司都遵守严格的商业道德准则。”
到目前为止，在全球范围惟一已经商业推广的转基因大豆是美国孟山都公司开发的抗农达（除草剂）大豆。虽然十年来人们没有发现这种转基因大豆及其制品对人体有害的证据，但孟山都也难以证明转基因大豆几十年后也是绝对安全的。
目前全球从事转基因农作物研究的公司只有五家——瑞士先正达、孟山都、陶氏、拜耳和杜邦。其中，孟山都是惟一一家将未来全部押注于生物农业之上的公司，其研发投入与成果也是最多的。２００２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球种植的转基因作物中９０％以上是孟山都技术的结晶。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孟山都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中心，而他们的最大对手就是绿色和平组织。
绿色和平组织认为，从不同种群中提取基因标记是有违生物多样性与差异化原则的。该组织的项目经理施鹏翔驳斥了转基因与杂交原理相同的论断：“如果是从野生大豆上提取标记植入普通大豆，那是杂交，但是抗农达大豆是将抗除草剂的基因植入了大豆，这种基因除非人为是不可能在自然进化中产生的。”他对记者说：“虽然在此次对转基因大豆的安全许可中规定进口商和技术提供者要保证产品只作榨油原料不会流入大田，但是美国大豆一旦进入了中国就无法准确控制其去向，而这些大豆一旦被种进田里就会与野生大豆杂交发生基因污染。”
中国农科院品种科学与作物所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表明，这种杂交是可能发生的。该所的世界大豆协会理事邱丽娟告诉记者，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方面，野生大豆产生抗除草剂基因，将会演变为超级杂草，无法杀除；另一方面，农业专家将很难再用这些可提供原始基因的野生大豆培育新的品种。
但是，美国方面以及技术商都认为中国并不会因为这些原因阻止转基因作物的发展，那些用惯了出油率高出几个百分点的转基因大豆的进口商也不会等待中国大豆的自给自足。而且，在华北和华东地区大为推广的抗虫棉证明，中国正在培育自己的生物农业。
一些业内人士透露，真正令中国政府不安的可能是这些技术提供商通过技术和知识产权进行垄断的图谋，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富人的垄断图谋
高投入研开（数十亿美元）——制造出农达除草剂，并同时开发出具有抗农达基因的大豆种子——申请专利——销售并收取专利使用费，这是孟山都的盈利模式。靠这种模式，该公司２００１年创造了３７．５亿美元的收入，其中１７亿美元来自种子销售。
今年１月６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性文章，指出孟山都曾试图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要求那些购买其技术并生产种子的公司与其结成价格联盟。孟山都和先锋种子都否认了这一事实的存在。
作为孟山都的客户，农民们却不能抹去对这种可能的担心。一些业内专家认为，孟山都的做法有点像微软公司对待软件版权的做法——刚开始时，以便宜的价格让农户得到转基因种子，当他们越来越依赖这种只需要喷洒一种除草剂就可以侍弄好的作物时，就要求持有其生产许可的生产商向每一包种子交纳专利使用费。
“农民必须改变以前储藏种子的习惯，而要不断向这些具有专利的公司购买种子，甚至还必须以向孟山都购买已经失去专利保护的农达除草剂作为附加条款。”施鹏翔说，“他们在巴西的做法是先漠视巴西农民从阿根廷走私转基因大豆用于种植，直到去年巴西田里三成的大豆已经是转基因品种时，便站出来要求付专利费。”
一些境外媒体认为，由于研发和购并吞食大量资金，且转基因食品一旦发生问题会带来巨大索赔风险，孟山都公司在未来可能会出现资金紧张，从而无法向其投资人交出满意答卷。而它现金流的通畅依赖于每年通过出售种子、除草剂和杀虫剂所得的数十亿美元，绝不可能让人白种自己的种子。因此有人担心中国迟早会成为第二个巴西。
但是，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黄季焜博士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四五年来，他一直呼吁中国引进和种植转基因大豆。“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中国农民。”黄博士对记者说，“过去几年我们的榨油大豆成本比国外高百分之十几甚至达到过３０％，如果种植转基因大豆就可以使价格下降１０％，从而接近国际价格。” 黄季焜的一项研究表明，扣除了专利使用与种子购买成本后，每公顷转基因抗虫棉可通过减少喷药、提高产量和节约人工增加收入１３００多元，而大豆的增收效果虽没这么多，但也会使产量明显提高。“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可以充实到农产品深加工部门，如榨油厂，而我们最终可以从食用油的出口中赚取几倍于大豆的利润。”
黄季焜认为，目前东北传统大豆的出口每年才几十万吨，对于２０００万吨的大豆进口量而言可以忽略不计。“几年前国内对‘国际市场会歧视转基因大豆，从而使传统大豆受到追捧’的论断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我们太多地考虑企业、部委、科研单位、种子部门的利益，惟一没考虑的就是农民利益。”黄季焜说。
黄博士告诉记者，中国根本不用担心发生巴西那样的情况，“孟山都的抗虫棉比我们的好，他们的棉占了中国的６０％，可收上来的钱还不到１０％。与美国的大农场不同，中国都是小农户，技术保护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中国有几千个公司，几亿个小农户，你怎么追究？”
黄季焜认为，当务之急是中国政府要投入精力研究影响和出台有效的控制政策，对各种不同的转基因作物分别对待，采取或放任或严密监控的管理措施，而不是因噎废食。
孟山都公司一位高级经理向记者透露，该公司其实也并未想好是否在中国推广转基因大豆的种植，因为“中国农药厂可以逃避环境保护责任，生产出价格低廉的除草剂，而且中国人工便宜，这使得我们对种子的收费难以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