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俗言认为，像“７３”、“８４”这样的年龄，对于人生来说都是意义非常的，一般不敢“轻举妄动”，但吴敬琏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作出抉择：将自己经济改革的研究进一步向法治领域拓展。
吴敬琏５０多岁开始学英文，其执着与坚韧已是令人钦佩；而今天转向经济法研究，则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吴一直倡导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但他也发现了一个问题：立法的人大都不懂经济，搞经济的很多人不懂法理。这是中国的现实。于是，他和中国著名的法学家江平联手，开始了对中国改革中的经济立法问题的研究。
吴敬琏近年来一直强调发展民营经济的问题，认为中国潜在的ＧＤＰ增长的能力非常大，如果通过制度变革把民营经济拉动起来，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远不止７％——但前提是制度变革，这是拉动民间投资的关键。实际上，２００２年，中国民营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份额已经超过国有经济，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动力。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吴敬琏成为《财经时报》２００３年３月“两会”报道中的重点人物。他从解释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预测不准”现象入手，指出“近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诸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改革为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吴敬琏的经济研究除了追求严谨，便是尽可能的通俗，尤其注重对于历史的研究，把一件事发展的历史脉络理清楚，由此对很多问题及未来发展提出敏锐的判断。这是时下国内很多经济学家的“软肋”。
２００３年春天，一次《财经时报》做了一篇创业板问题的报道，正好与当天股市下跌出现巧合。市场上有人骂，记者专门采访了吴敬琏。近几年，有关他支持设立创业板的论述时常见诸报端。面对种种对创业板的质疑，吴敬琏再度重申了“支持创业板尽早设立”的立场。接着他强调：“不要光采访我，要把市场上的声音汇总一下，把同意的和反对的声音都发表出来，让人们全面认识这个问题。”
在他的启发下，《财经时报》做了“赞同反对交锋两会内外 设立创业板再成焦点”一组报道，其中集纳了吴敬琏、厉以宁、董辅、萧灼基、成思危、林毅夫等多名经济学家不同的观点和分析，一时间，有关创业板的讨论达到“白热化”。
吴敬琏在２００３年成为世人瞩目的对象，还有一个历史性的印记。
６月，正是中国抗击ＳＡＲＳ疫情的斗争进行到关键性时刻，他与另一位新闻人物——向公众直言疫情真相的医生蒋彦永之间有一次对话。两位老人以一己之力推动了疫情信息的公开和政府施政方式的进步。这篇报道刊登在６月７日出版的《财经时报》第一版。
□ 简历
吴敬琏１９３０年生于南京市。１９５４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
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国务院经济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 １９８４－１９８９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１９９０年，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评议会委员；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主编，《比较》杂志主编，《中国改革》杂志名誉总编辑。
主要研究领域：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政策。（钮文新）
吴晓灵：释疑信用体系建设
２００３年盛夏的７月末，在北京召开的“社会信用体系座谈会”十分引人注目，其间，大家的目光集中到吴晓灵身上。
进入２００３年以来，有关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已越来越突出，房贷、车贷以及很多金融创新都遇到了信用问题“瓶颈”。保险公司甚至因为缺乏信用体系的支持，无法把握汽车保险的风险，集体撤离了汽车保险市场。
另一方面，信用体系建设又好像走进一条“死胡同”——很多部门和地方政府都在试图按照自己的设想搞自己的试点，几乎形成“诸侯割据”局面。其中，央行已建成的信贷登记系统，拥有信用市场所需信息的９０％，而银行又是信用产品的最大用户，因此，国内的民间信用公司非常担心由央行牵头成立公司，最终垄断信用市场。
在这种有些困惑甚至压抑的背景下，座谈会召开了。
民营信用公司纷纷“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言辞之直截了当令在场者震惊；他们对政府部门近年来“不断听取市场意见”的态度也表示认可，但直言“巨大的经营压力让我们１０年透不过气来”；有的直指由于政府的“垄断基因”，“越位直接参与组建信用公司”。
吴晓灵是央行副行长，也是研究员，一派学者的儒雅谦和，此时称其“一言九鼎”并不过分。她从学术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信用市场现状的确是“信息垄断，条块分割”。针对很多批评声音，她强调：“人民银行建立信贷登记系统并不意味着要垄断，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上由第三方建立信贷征信系统，希望建立独立于人民银行的第三方的股份化的公司。我们手上的信息只是数据源。”
她的讲话让民营信用公司比较明确地了解了央行的动向。采访这次会议的本报记者张小彩追问吴晓灵：“是否会建立类似银联的股份制信用公司？”吴回答：“现在不知道，还在研究探讨。”但她也毫不回避银行信贷征信建设的重要地位，认为这是信用体系建设的重点。
２００３年８月２日，《财经时报》刊出了吴晓灵的署名文章，标题是“通过立法实现信用信息资源共享”，记者关于这次会议的报道一并刊出。
如在这次会上的印象一样，在很多人眼中，很少觉得吴晓灵是一位官员。在很多改革话题的研讨会上，她经常发表重要观点。吴晓灵还出版过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专著。
在当今国务院的２９个组成部门中，有１４位正副女部长。吴晓灵身在其中。吴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任前，做过央行金融研究局局长；人民银行成立几大地区行后，到上海分行做行长；她还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从阅历看，对中国金融改革的研究以及国际金融规范运行的机制，包括资本市场运行的问题都非常熟悉。
２００３年春节后，记者在香山举行的一次金融研讨会上见到吴晓灵，聊起关于金融监管的手段问题，谈到她到上海后首创的贷款监控系统。这个系统得到央行首肯，现已扩展到全国，其表面是一个技术环节，实际上对金融监管、制定货币政策都有重要意义。
周小川上任央行行长后，吴晓灵的工作做出调整，从主管研究到现在主管货币政策。不少专家评价，今年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对于经济的调控更加市场化、规范化，政策意图更加清晰，这是金融发展历史上没有过的。
□ 简历
吴晓灵１９８４年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１９８５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１９８８年任《金融时报》社副总编辑；１９９１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体制改革司副司长；１９９４年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主任；１９９５年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１９９８年４月，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２０００年２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２０００年６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２００１年４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张小彩）
高尚全：倡导“民本经济”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日，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开幕前的那个周末，《财经时报》“两会特辑”第一期正式推出。第一篇重头文章便是“高尚全力主民本经济”；文章开头是高尚全这样一段话：“改革不是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是到了最关键的时期。正如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这也是记者“两会”之前采访高尚全时，他语气沉缓的“开篇的话”。
高尚全１９８５到１９９３年曾担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退休多年，自然已经没有了官员的身份，迄今一直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但他时刻关注改革的动向、关注改革者的命运的敏锐一点没有减弱。接近他的人这样评价：“他的整个思维与改革发展同步，甚至超前。”
实际上，高尚全对于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方略的调查研究和制定，还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作为亲身经历者，他对中国改革的历史非常熟悉，参与了很多重要事件，也是最近几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报告以及多个中央文件的起草者之一。
十六大报告在论述“三个代表”时，有这样一段表述：“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这“四个尊重”中，有关“尊重劳动”一段论述，正是高尚全早在１９９４年前后就提出的观点。
２００３年春节之前，《财经时报》开始策划“两会”报道。经过反复讨论，将主题确定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怎样进一步推进改革。高尚全是走在前列的人物之一，自然成为采访名单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篇报道的背景还可以引申得再早一些。今年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青岛举行年会。记者见到高尚全，一起就改革的话题交流了两个多小时。高非常健谈，很兴奋。他谈到了“民本主义”问题，认为“以民为本，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应当按照这样的核心展开。
会议快结束时，记者在电梯里又遇到了他。高尚全问：“明天就要总结发言了，谈点什么？”我们又重提有关“民本经济”的话题。最后他果断地说：“就谈这个！”
在今年１１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也提到“以民为本”这个问题，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十六届三中全会后，《财经时报》想再采访他，但听说他一直在基层搞改革问题的调研，抽不开身。
□ 简历
高尚全１９２９年生于上海市。１９５２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研究员、教授。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从１９９９年起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现任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钮文新）
戴根有：总结２００３年货币政策经验
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就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的戴根有，在年终接受《财经时报》记者回访时，总结了２００３年货币政策操作的主要经验。
他说，２００３年下半年之所以能够迅速将上半年一度出现的信贷过快增长的势头控制住，主要得益于采取了四项措施：
一是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特别是央行票据的出台根本上扭转了总量控制的被动局面；二是及时对商业银行特别是贷款份额超过六成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窗口指导；三是出台“１２１”房贷政策，在最可能出现突出结构问题的领域采取了措施；四是提高一个百分点存款准备金率，对抑制股份制及其他商业银行的贷款过快增长发挥了作用。
２００３年上半年央行的一个重要举措是，４月２２日正式推出了中央银行票据。目前，央行票据已经成为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正是由于央行票据的推出，公开市场操作的能力大大加强。海外学者评价说，央行票据的出台是中国央行走向成熟的标志。
对于推出央行票据的政策，有很多人至今不能理解，他们认为央行发债没有法律依据。戴向《财经时报》解释了央行票据的意义，他说：“央行票据不同于国债，从本质上说它是‘可流通的商业银行超额准备特别存款证’。由于外汇储备增加，央行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商业银行头寸多，如果这个头寸不及时收回，就会一个劲儿地放贷款，央行票据的功能就是冻结商业银行过多的流动性。由于央行票据是可流通的，因此总量上是冻结过多流动性，而结构上，商业银行之间又可以进行交易。央行票据是既有总量控制、同时结构上又富弹性的很好的货币政策工具。”
我们看到的事实也的确如此，今年上半年贷款比上年同期多增９５００亿元，下半年已经得到控制，预计与上年同期持平。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作为间接调控手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２月１２日，周小川表示：“今年出台的政策，大家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公开市场操作所达到的效果，可能比提高１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所产生的实现力度要大得多。”在这段话里，周小川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央行对公开市场业务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大提高。
２００３年央行的另一惊人之举，是６月１３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即１２１文件），这个文件被媒体称为“房贷新政”。据说，戴根有是负责这份文件的关键人物之一。当时，这份文件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对于这种反对的声音，戴至今表现坦然。他认为，１２１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为了保持房地产业持续稳定地发展，防止房地产这一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出现大起大落，进而对国民经济产生严重危害。他告诉《财经时报》：“这份文件主张房地产业的发展要立足最广阔的市场需求，房地产贷款要以广大中低收入家庭为重点，这实际上也是从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出发的。中国正在经历城市化的过程，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种趋势将会持续几十年，这就是最广阔的市场需求。搞得好，它可以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几十年。如果房地产业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那样出现大起大落，不但对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以及银行的储户没有好处，对整个国民经济，对房地产开发商同样没有好处。”
戴说：“根据周边国家的教训，对房地产业可能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应给予高度的警惕，必须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在苗头阶段。”
戴还向记者介绍了今年早些时候访问印度所见大规模贫民窟的情况。他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决不能允许在我们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那种大规模的贫民窟。但如果不妥善解决这部分人口的住房问题，那将很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房地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他向《财经时报》介绍了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１２１号文件是经过深思熟虑出台的，它实际上是２００１年１９５号文件的继续。２００２年，当一些城市房地产出现过热苗头引起领导和社会广泛关注时，央行组织检查了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贷款的情况，发现其中有１／４没有执行１９５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央行马上进行研究，并决定对政策进行调整。“如果没有非典影响，这个政策出台的时间可能更早”。
□ 简历
戴根有，从事货币政策研究实务20多年。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6年，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2003年10月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张小彩）
夏斌：关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
从实务部门脱身而出的夏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一年来对很多金融热点问题，都发表了看法。
首先是委托理财问题，他用翔实的资料和数据反映了委托理财市场的混乱情况，并建议管理部门立即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
夏斌认为，今后五六年是中国金融机构并购的活跃期，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对策，一是允许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在一定的条件下，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股权投资；二是实行监管部门政策的统一；三是取消金融机构股东投资比例的限制；四是修正商业银行的准入规则；五是组建金融重组基金，尽快扩大金融业的资本实力。
对于混业经营、金融控股公司的问题，他主张中国现阶段只能分业经营，但为了一些特殊需要，例如应对ＷＴＯ，可以搞金融控股公司。
夏斌一直关注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金融问题就是四大商业银行的问题。银行上市有四道绕不过的坎，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不良资产由谁来买单，不买单就一切无从谈起。
因此，他明确提出，化解四大银行的风险是中国金融业的第一要务。他根据多年收集的数据，对四大银行坏账和资本金情况做出了详细分析，并为四大行设计了改革方案。这份报告没有公开发表，但已作为政策建议报送国务院和中央高层。
夏斌最为人们关注的还是对货币政策的分析。２００３年６月，他带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完成了《中国银行体系信贷供给的决定及其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报告，全文约２万字，对货币信贷形势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报告第一次提出，全年的贷款增速只要不超过２３％，就不会出现严重问题。他们还分析了中国和美国的物价指数曲线，发现在１９９７年之前不吻合，而在１９９７年后惊人吻合，说明中国的价格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中国货币问题。解读２００３年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市场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稳定预期比多投放货币更重要。
近期央行调整超额准备金利率和商业银行贷款浮动幅度的政策出台后，夏斌也做了分析，认为是轻度松动、结构调整，指出控制货币与稳定利率预期之间出现矛盾，建议央行采取结构再贴现和增量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 简历
夏斌，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他是1984年金融黄埔五道口人民银行研究生院的毕业生。1985-1992年，在央行金融研究所从部室副主任干到副所长，期间曾到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研修过证券；此后三年，先后出任中国证监会交易部主任、信息部主任及深交所总经理；1996-1998年，回到央行，做政研室副主任，1998-2002年，他做过央行非银司司长；2002年9月，来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从事宏观金融政策研究。著有《中国私募基金研究报告》。2003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奖。（张小彩）
陆天明：笔触反腐败
从最初“真诚忧国忧民”的《泥日》，到后来“将忧国忧民与当代民众生活结合”的“反腐三部曲”（《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著名作家陆天明用自己的作品，讲述着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不断探索。
今年１０月，在从《财经时报》记者口中得知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被停职审查的消息后，作家陆天明长舒了一口气，并透露，当初他在创作小说《大雪无痕》前，曾到黑龙江采访一位反腐英雄——哈尔滨国贸城原副经理于新华，她曾提起时任黑龙江省长田凤山所做的一些坏事。从此，他对田凤山的事情一直十分关注。
陆天明谈田凤山的报道经《财经时报》首度披露后，被迅速转载，陆天明也被诸多媒体追逐，想从他那里获得有关田凤山的情况。事后，他对媒体表示：“大家都来找我，我有点忐忑不安。好像我在这个案子中起了什么大作用似的。实际上我没起什么作用，田凤山被免职完全是中央和黑龙江广大干部群众斗争的胜利结果！”
此后，再接受记者采访，他更多愿意谈的还是他的创作。
“我原来的嗓子很洪亮的，但现在却沙哑了”，２００３年的前１１个月，推掉了“无数”影视公司的约请，著名作家陆天明非常用心、非常投入地写了一部３０万字的小说，代价竟是“写得嗓子都沙哑了”。
今年夏天，忙于写作的他得了咽炎，看过医生吃过药，嗓子却始终不见好，以至于沙哑至今。谈及此，陆天明不由得要感叹“创作实在是一项很艰苦的劳动”！
但小说出版在即，他却不敢透露书名。目前在创作界和出版界，这几乎都成了一条无奈的“行规”了。为何？陆天明直言，“怕盗版”。
非止陆天明一人。如今，“但凡稍有点知名度的作家，哪个没被盗过”？盗版者已经猖獗到只需要知道作家们新作的名字，然后，胡乱地往里填充一些文字，就拿去面世。更有甚者，连书名都不要，随便什么内容，打着作家的旗号就推出了；陆天明至少曾被人冒名９次，出了９本这样乱七八糟的书，而很长一段时间内，他自己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自嘲出书跟“作贼”一样，防这个躲那个，但是还得写，“毕竟这日子还得要过下去啊”。说到这儿，陆天明只能期待中国的出版环境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善，好让作家们有些最起码的“安全感”。
尽管新作在遮遮掩掩中诞生，却承载了陆天明莫大的希望。他字斟句酌地告诉《财经时报》：“谋划这部小说已有好几年了，后来因为要写《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无奈搁下。我要把自己以前做小说的所有得失，都总结在这部小说里，写一部关注现实，能为民众接受，又非常文学，且真正有益于历史前行的小说，把大众化的宏大叙事和强烈的艺术个性结合起来，并能体现作家深层次的独立思考。也就是说，要做一部具有很强的当代性和文学性的小说，让现实参与和审美关照两大方面在作品中得到更有机的交融，以此求得一次新的自我突破。我希望这部小说能成为我从文生涯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作品。”
２００４年春节前，陆天明还要忙于“偿债”，修改一部５年前写的剧本。这个剧本写的是传奇将军许世友一生浴血奋斗的故事。然后，陆天明还要“苦思冥想”一下，以确定下一部作品的选题。为２００４年的创作做一点扎实的准备。
□ 简历
陆天明，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
1943年生于昆明，长于上海。12岁第一次发表作品，14岁离开上海的家，去安徽当“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后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边疆，保卫边疆”。
1975年年底奉调进京，就职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80年代初调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部任专职编剧至今。
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苍天在上》、《木凸》、《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电影《走出地平线》；电视剧《不散的军魂》、《冻土带》、《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等。（张刚）
李扬：考察中国的债券市场
李扬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还领导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融研究所。李扬告诉《财经时报》，他的研究所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债券市场的研究。在他看来，要发展中国的债券市场，必须解决诸多体制方面的问题。
他认为，要发展债券市场，首先要增加品种。中国目前只有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很少的企业债。仔细分析起来，中国的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也是以国家信用为背景的，因此，严格说来，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债。
中国的债券市场还被“五马分尸”，一个部门分管一类机构发债的审批，公司债背后其实是大量的机构协调问题和大量的体制改革问题。这种体制性问题还表现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企业只有贷不到款、发不了股票才考虑发债。
在中国发债，表面看是经济问题，实际是体制问题。要把公司债做成真正的公司债，使之成为一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金融工具，必须解决体制性问题。如果体制问题不能解决，公司债还应缓行。
李扬还认为，发展债券市场还必须发展衍生品，因为没有衍生品，债券市场投资者很难规避利率风险。近年来，利率处在不断走低的时期，因此，债券投资者能够很容易赚钱，如果利率走势反转，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２００３年９月，存款准备金利率上调一个百分点，市场利率从２．２％以下最高达到４％多，过去很多的债券投资都将面临亏损。之前，专家已警告投资者注意债券投资的风险，但事实上，并没有规避利率风险的机制。因此，要尽快发展衍生产品。
李扬说，发展债券市场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同时，也要推动利率市场化。目前我们正处在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一些利率是市场化的，例如货币市场，回购、现券买卖、贴现、转贴现利率是市场化的，但也有一些利率是管制的，比如票据再贴现利率、存贷款利率。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之间套来套去，并没有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而且给出了一个虚幻的数据影响央行决策，因此要加快利率市场化。从国际经验看，只靠银行自己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不行的，还是要靠市场，靠债券与银行竞争。
□ 简历
李扬，1951年9月出生，安徽淮南人。1981年、1984年、1989年分别于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9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
主要著述：专著《财政补贴经济分析》获1990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论文“中国城市土地使用与管理”获199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其他代表作还有《中国金融改革研究》、《金融全球化研究》等。（张小彩）
杜钢建：行政体改发先声
杜钢建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和行政问题专家，现任全国人大研究室特约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今年年初发生了ＳＡＲＳ灾害，杜钢建教授称这一时期为“历史性时刻”，他从更深层面注意到中国新一届政府直面此次ＳＡＲＳ危机所采取的“政治问责制”。
他告诉《财经时报》，政治问责包括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目前启动的政治问责制主要是同体问责，而不是异体问责。而所谓同体问责，是指执政党系统对其党员干部的问责，或者行政系统对其行政干部的问责。
他指出，政治问责制重在异体问责。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缺乏持续性的。
而异体问责制的内容主要是五大涉宪主体之间的问责制，其中包括：人大代表对政府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问责制；民主党派对政府的问责制；新闻媒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问责制；法院对执政党组织和政府的问责制。至于执政党对于政府及其领导的问责，在性质上仍然属于同体问责，因为各级政府领导主要是由执政党推荐产生的。
杜钢建教授一直积极倡导中国多建立直辖市。而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１日于昆明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区市行政区划工作座谈会上传出消息：目前有７城市正在争夺建立直辖市的资格。
据杜教授透露，中央正考虑增设直辖市。但“基本定好的只是已形成的方案，方案能否最终成为定案，要看中央最终拍板”。
作为中国宪政法与行政法权威专家，杜钢建还积极倡导新闻改革和宪政民主。他认为，新闻自由是政治文明的第一重要条件。而宪政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实现依法治国，首先就要求“依宪治国”。宪政文明包括三个文明：政府文明、人民文明、政党文明。宪政文明要求五大涉宪主体（政党、政府、立法代议机关、司法机关、民众）的行为都必须遵守宪法，在宪法的范围内活动。
□ 简历
杜钢建，1956年8月出生于安徽合肥。1977年就读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本科，两年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现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享受国务院颁发国家特殊津贴专家。曾参与中共十六大报告政府改革部分内容起草工作、中组部全国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考试规则制定。还参与了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
目前兼任全国人大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亚洲银行政府能力与法律规制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兼法学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哈佛大学儒学社成员；中国法学会比较法研究会副秘书长。（李兆清）
刘俊海：旗帜鲜明保护投资者
年末遇上刘俊海，正赶上他抱着一大摞刚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他戏说这是他２００３年忙了一年的活。一年时间中，刘俊海将自己１９９７年出版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进行修订，从３５万字扩到８２万字，将１９９７年以来资本市场出现的股权质押、独立董事、虚假陈述等新法律问题一概囊入。
刘俊海是法学界的“海归派”，多年来形成的严谨治学态度，使他对任何新出现的法律现象都不放过。由于他在商法学研究上的突出业绩，１９９９年９月被北京市法学会授予“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圈里的记者都喜欢采访刘俊海，不仅因为他能第一时间，极有条理地对新出台的法律法规、新浮现的法律问题做出反应，也因为他多次参与资本市场热门法律的起草工作，对相关的法律热点具有绝对“话语权”。
作为起草工作小组成员，刘俊海参加了全国人大财经委《证券投资基金法》和《政府采购法》的起草，目前亦在研究２００４年将要展开的《公司法》修改课题，并为最高人民法院拟订的证券公司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司法解释提供意见。
自２００２年以来，刘俊海多次就资本市场相关立法问题，如证券民事侵权司法解释、证券投资基金立法等内容接受《财经时报》采访，介绍业内有关争论，并表达意见。其中通过《财经时报》呼吁最多的是旗帜鲜明地保护投资者关系，树立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２００４年我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加大《公司法》修改的研究力量。《公司法》、《证券法》两法将联动修改、同步进行，如何根据最近几年证券市场发展变化出现的新情况结合修改？怎样让二者协调？此外，《公司法》、《证券法》目前倡导性过强，要解决原则性过强的问题，使得两法更有可操作性也需要深入研究”。
刘俊海２００４年的研究重点还包括一些亟待解决的法理问题，如证券市场金融产品创新、国家对资本市场适度干预的关系、资本市场当事人自治等。
对２００４年６月１日起开始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刘俊海依然表示出自己的担心。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证券投资基金法》出台时，刘俊海就曾通过《财经时报》表达出这部法律还有太多不完善之处，不宜仓促问世的看法。
“由于在起草过程中存在大量争议，这些争议在实施中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届时我也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刘俊海２００４年还计划编纂《公司法论丛》一书，并希望就一些热点案件在《财经时报》上发表意见，通过本报阐述更多的立法建议和学术观点。刘俊海坦言，作为一名学者，这也是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应该承担的责任。
□ 简历
刘俊海，民商法博士，现任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所长助理，兼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副秘书长等。１９８９年毕业于河北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２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经济法硕士学位；１９９５年毕业于社科院研究生院，获民商法博士学位。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７年，赴挪威奥斯陆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８年９月，赴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学院从事访问研究；２０００年１月至次年５月，赴美国堪萨斯大学和密西根大学作访问学者。(邓妍)
阚凯力：论衡电信业重组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阚凯力教授为传媒所熟悉，始于中国电信二度分拆前后。
他所持“竖拆”方案——以业务分类进行拆分——曾在业界引起强烈反响。但２００１年年底产业主管部门最后选定南北“横拆”方案。但阚凯力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借诸传媒予以强烈批评，称其为“庸医杀人”之举。今年２月中，他在《财经时报》发表评论，称“南北拆分毫无成效”，并预言，“横拆方案最终将１００％被否决”。
阚凯力为公众所熟悉，则始于今年全国“两会”前后。
当时，小灵通及移动资费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公众的愿望是，普及小灵通，要求单向收费。但阚凯力发文反对，称“小灵通扰乱市场竞争”、“３年之内必出局”，“支持双向收费，降低话费标准，反对单向收费”。于是，上至电信高层，下至黎民百姓，纷纷对阚凯力口诛笔伐，其中不乏恶意人身攻击。
据新浪网调查，阚凯力一言既出，４５％的人认为是“哗众取宠”，２７％的人认为是“纸上谈兵，不利于电信业发展”，另有２７％的人认为是“出自学者良知，有利电信业发展”。
而之所以质疑多于肯定，或许是受传闻影响。比如，有传闻说，阚凯力之所以在《财经时报》撰文，称“启用小灵通，不如关掉联通”，是因为得了联通方面的好处；之所以反对“单向收费”，是因为其子在移动任职，要为儿子的发展铺路；之所以强烈抨击“横拆”方案，是因为在信产部失势。还有传闻说，他现在是网通的独立董事。
面对这些传闻，阚凯力十分无奈。他说：“虽说与电信、移动和联通的人有私交，但为了保持公正客观的立场，一般连合作项目也很少接。至于我的儿子，他中学到大学都呆在美国，中国话都说不利索，在美国上班还差不多。我与田溯宁一共就打过两三次照面，个人接触几乎没有，何谈担任网通的独立董事？”
阚凯力对记者说，至今为止，凡是他公开发表的言论，他都依然坚持。“这些言论不久之后可能会汇编成册。另外，从我的发言中，你还可以看到，在中国是有言论自由的。我强烈反对国务院定的‘横拆’方案，但并没有哪位官员来指责我。要知道，如果在‘文革’，以我的言论，我早就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了”。
□ 简历
阚凯力，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级知识分子。１９７９年，阚凯力作为首批公派留美学生成员，赴斯坦福大学研修电信专业，并于１９８４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６年，他在太平洋贝尔公司任职，任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
１９８７年，阚凯力回国，曾担任前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电信政策与发展战略的研究。于２０００年开始，就任北邮经管学院教授。目前尚兼任信产部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易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