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et Watch驻香港撰稿人史蒂芬(CraigStephen)撰文介绍，由于富士康问题引发国际媒体关注，苹果已经遭遇公关危机，而其品牌形象也开始受到影响，但是要改变事情的现状又是非常麻烦的。
说起来，苹果上周的经历可真是够戏剧性，一开始他们发布了创纪录的财季表现数据，引发欢声一片，但是一周结束的时候，他们却陷入了一场公关危机，而危机的源头就是一些关于他们iPad和iPhone中国装配工厂中工人境遇的报道。
现在，苹果与他们的台湾承包供应商富士康已经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不过，中国政府其实也颇不自在，因为国际媒体的关注同样使得他们制造业经济中那些刺眼的事实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进展，而在这进展的背后，无疑有1亿2000万作为工人的流动人口的功劳，后者通常都吃住在工厂，生活非常简单朴素。
在中国工业化转型的二十年进程当中，他们的户口系统已经彻底让农民工变成了自己国家的二等公民，而在这过程当中，政府到底负起了多少自己该负的责任呢?
当然，现在最焦头烂额的还是苹果。早些时候，《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披露了苹果在中国的富士康工厂的情况，工人们在危险的环境当中工作，每周七天，而且居住的宿舍极为拥挤——于是乎，媒体的兴趣被全面引发了。
随后，名嘴斯图尔特(JonStewart)在喜剧中心频道将苹果巨大利润背后大量劳工的工作环境揶揄为“恐惧工厂”，使得危机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深度。
苹果这一次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因为或幽默或震惊的标题背后是有着足够的关于中国大陆组装工厂的可怕事实，这些事实足以触怒很多的消费者，而且最终破坏品牌的形象。更要命的是，无论是转嫁责任还是改善工厂环境，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情。
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TimCook)已经表示，从报道中了解到供应商工作环境的危险，这让他感到“愤怒”，而且他也许诺要采取审查措施。应该指出的是，其实富士康作为组装供应商，他们的客户远不止苹果一家，诸如诺基亚、戴尔和微软等国际化大公司，和他们都有合作。
富士康在中国大陆雇佣了上百万人为自己工作，2010年，他们的工厂持续爆发了工人自杀事件，使得“富士康”三个字频繁出现在媒体当中。随后，他们安装了防护栏和安全网来防止更多工人自杀，并提高了工资，基薪从1200元人民币提升到2000元。
该公司会引发关注，他们的规模是够重要原因，仅仅在他们深圳的厂区，就有超过30万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几乎就是一个小城市了。
过去十年当中，深圳已经变成了一个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随处可见，街道上拥挤着小轿车的繁华都市，但是工人们的住所还是狭小拥挤的集体宿舍。
这些农民工的前途暗淡，因为他们无法真正进入这个新的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户口制度之下，他们根本无法享受到当地居民的住房、教育和医疗补贴等福利。
这是符合省当局的利益的，因为要为深圳富士康这样规模的工厂涌入的人口提供相应的服务和基础设施，其成本无疑是非常巨大的。与此同时，尽管他们不必为这些工厂的工人提供福利，但是他们千真万确可以从位于本地的工厂获得税收收入。
在中国刚刚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系统或许还是有其相当合理性的。可是，永久性地采取这样的做法，让工厂的工人们始终无法真正成为当地人，最终无疑只能导致局势的日趋紧张。
户口系统的另外一个糟糕结果是，移民家庭想要在所在的地方定居变得非常困难了。据估计，这些农民工有大约5800万子女不得不留在老家，由亲友抚养。
尽管户口制度改革问题早已是老生常谈，但是迄今为止，真正的实质性行动却几乎没有。最大的困难之一就在于，从这些廉价和顺从的劳动力身上获得好处的不仅仅只是企业，地方政府也是受益者。任何改革都意味着政府必须将自己习以为常的一部分收入拿出来进行再分配。
然而，中国必须对自己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推动消费增长，而不能仅仅依靠投资，这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中国的经济规模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数一数二，但是在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当中，家庭消费所占据的比例却只有36%，低得难以置信。
显而易见，将这些农民工从枷锁之下解放出来，允许他们真正组成家庭，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笔者近期在广东惠州进行了一次旅行，亲身体验到了这种失衡经济的现实——在人头攒动的工厂旁边，就是还在不断建设的居民住宅，但里面却是空空荡荡。
只有当工厂里的人们出厂区闲逛时，这地方才算是有了点人气。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推动这样变化所需要的政治一致并不存在。与此同时，苹果和其他跨国企业则可以说，他们只是遵从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政府所制订的法规而已。
这或许可以理解，但是现状能够维持多久?尤其是现在，苹果的消费者当中，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已经开始感到愤怒了。毕竟，既然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提供散养的鸡所下出的绿色鸡蛋，他们就同样可能会要求由至少具备起码尊严的工人组装的智能手机。
我们不妨等着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