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弱的时候，西方大国称其为“东亚病夫”，中国强了又称其为“中国威胁”，中国人食不果腹的时候，称其为“黄祸”，中国人吃饱肚子了，又说是“世界粮荒的制造者”、“排污大户”。在西方大国某些怀有偏见的人的眼里，似乎中国永远就应该是“问题”与“责任”的承担者。
农奴主的逻辑
世界粮食价格的高涨，粮食危机的逼近，祸根原本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他们吃粮多，用粮多，浪费粮食也多，还用粮食生产生物燃料。2007年，美国人均谷物消耗量为1046公斤，中国则不到400公斤。2007年人均肉的消耗量，西欧为89公斤，美国为124公斤，中国仅为54公斤。法国国际广播台2008年5月23日的一则消息说，西方国家粮食浪费惊人。上世纪90年代，美国人浪费的食品为27%，英国为1/3，瑞典为1/4。英国人浪费食物年超百亿英镑，仅酸奶就有130万罐。随着石油价格的攀升，欧美等西方国家将玉米、大豆、甘蔗等经生化技术转化为“生物燃料”，替代汽油和柴油。美国2007年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比2006年同期增长五成，占玉米总产量两成。欧盟国家生产的六成油菜籽用于生产燃料。是这些令粮食供应失衡，推高价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富国的高额农业补贴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形成巨大冲击，恶化了他们的贸易条件，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也承认：富国的农业补贴扭曲了农产品贸易，伤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美国每年对农业的补贴高达数百亿美元，欧盟也不例外。如亚洲，原本盛产大豆、花生、葵花籽等油料作物。1955年以来，美国农场主靠政府补贴，廉价出口大豆。国际市场价格愈来愈低。亚洲豆农失去种植积极性，亚洲大豆生产逐步萎缩。有专家分析说，实际上，农产品的自由贸易，带来的是世界各国对美国更多的依赖。从控制他国的粮食生产中，美国大获其利。并使一些国家的粮食生产体系难以自给自足。投机资金进入粮食市场也是推高粮价的重要原因。据芝加哥农业资源公司的数据。去年11月以来，对农产品期货的投资已从250亿美元猛增至650亿美元。事实说明，美国的投机家是粮食的囤积居奇者，是推高粮价的黑手。然而西方大国的一些领军人物布什、默克尔、布朗以及一些所谓经济学家却把责任推给了人口大国中国。说什么：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吃粮多了， 喝奶多了，吃肉多了，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美国《生物能源文摘》2008年5月1日公布的研究报告则认为：中国人吃肉增加才是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荒缪地说什么“如果中国人吃的肉和美国人一样多，中国会在2010年使世界粮食库存枯竭。”如此说来，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人吃粮吃肉喝奶，中国人只有吃糠咽菜，世界才能平衡，才能摆脱粮荒，真可谓是农奴主的心态。不是吗，昔日的农奴主自认为自己吃香的喝辣的是理所当然，农奴靠辛勤劳动吃上一顿饱饭，一定是偷来的， 是大逆不道。
恶霸的咀脸
再说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组织的，多国科学家经多年研究后出台的第四份评估报告 强调“全球气候正在变暖，非常有可能（相关性超过90%）由人类活动促成。”前不久，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气候变化高级别会议上，与会的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对此结论基本达成共识。美国也不再否认。由此说开，追根究底，全球气候变暖，责任在全世界，尤其在西方大国。怎么也不该全赖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头上。从理论上讲，地球能承受的排放总量是有一个上限的，发达国家过去260年的排放占据了很大份额。欧美等先行国家依靠煤和石油打造出它们的文明，并留给世人温室气体和地球暖化问题。这是历史积累的问题。而如今西方国家仍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目前，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只有欧洲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七分之一。全球每年排放温室气体约一百七十九亿三千一百万吨，仅美国即占七十亿六千七百万吨，高达四成。中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奢侈型人均排放水平，还属于基本需求型排放。基本的能源消费是最基本的权利。中国人口居世界首位，即使将来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世界第一也不为过。
其实，中国的污染和排放量的增加也有西方大国的因素。其一为中国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增加了环境负担。去年10月，英国政府出资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中，有1/4来自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美国研究人员估计，其中的14%是对美国的出口造成的。其二为西方一些国家为减少本国二氧化碳的排放，将一些污染企业转移到中国。如美国《华尔街日报》2008年1月15日的文章称，随着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大对镉的监管力度，镍镉电池的生产开始向欠发达国家转移，最大部分落户中国。其三为它们将部分电子垃圾出口到中国。据《华盛顿邮报》2007年6月11日文章称，根据联合国2005年的报告，随着人们更新电脑，每年大约产生5000万吨电子垃圾。据中国质量新闻栏目预测，其中72%的电子垃圾被运到了中国。然而被傲慢与偏见所左右的一些西方媒体、机构和学者乃至政界要员对这些视而不见，却一味地将责任推给中国。说什么，中国经济以史无前例的11%的速度在快速增长，这导致中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火电厂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了美国的排放量。还闭着眼睛说瞎话，什么中国虽然签订了《京都议定书》，但没拿出有效的减排办法，照此速度，未来25年内，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全球最富有的26个国家排放量的两倍，而不提中国的实际情况与政府和人民多年来在保护环境、节能减排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和已取得的成果。只许自己肆意排放、不许别国发展。这真是地道的恶霸咀脸：“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懦夫的表现
中国人承认某些产品的确有质量问题，但西方国家的有些产品也不例外。2006年9月15日美国旧金山某市场的食品柜台上贴着如下菠菜下架的告示：“食品安全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2006年9月后，美国有200多人食用加州东部萨利纳斯谷地生产的“毒菠菜”而感染大肠杆菌，其中3人死亡。2006年中国输美食品中，被美国FDA退回的不合格产品比例不到1%，这一数字甚至低于同期中国拒收的美国食品比例。一些美国食品被发现存在细菌超标、霉变和二氧化碳含量过高的问题。韩国方便面、膨化食品制造业的龙头老大“农心”公司生产的虾条中，也被食客从中发现了老鼠头。美国《亚特兰大宪法报》一篇社论曾说过，没有一个国家能确保食品等产品的完全安全。某些食品、药品、产品的制造者当然必须十分关注质量问题。但是一旦出了质量问题也不必大惊小怪。西方的媒体和一些有关政界人士对自己国家的问题产品就是如此对待的。然而对于中国的产品确是用放大镜来挑毛病。硬是要在鸡蛋里挑骨头。如硬说大白免奶糖质量不好。说从中国进口的鲶鱼、巴沙鱼、虾、鲮鱼和鳗鱼不符合美国的安全标准。一旦检查出某项指标稍不合格，就十倍百倍地去放大、夸大。如2006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轮胎有3200万个，因轮胎引发的事故只有一起，便掀起了所谓“中国轮胎风波”。遇有较严重质量问题时，更是不惜动用说谎的本领，把责任全推到中国身上。如此这般，一两年来美国等西方媒体报道的中国“问题”产品可谓品种繁多：有毒宠物食品、有毒牙膏、不安全玩具、不合格轮胎、含甲醛衣服等等。
中国“问题产品”的产生，中国制造商有责任，但源头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如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所说：“富国难辞其咎”。
“中国玩具有毒”炒得沸沸扬扬，弄得美国家长难以为孩子挑选玩具过后，世界玩具大亨——美国美泰公司，不得不就玩具召回一事向中国道歉，承认2100万件召回玩具中，有87%是因为他们的产品设计有问题，只有13%是因为油漆含铅量过高的问题。按英国《金融时报》分析，油漆含铅量过高，也不能全怪中国的生产厂家。因为：“买方可以强制规定条件并要求价格每年都下降。在这种残酷无情的环境中，供应商有强烈的动机为降低成本而走捷径——这就是中国玩具生产商为什么会用廉价的含铅涂料取代最贵的无铅涂料。”美国一劳工权利组织也表示说：“这是跨国公司追求低价商品，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后果。”一些对企业运作稍有了解的家长认为，一些品牌公司为了追求暴利，对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商盲目压价，导致产品质量不保。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中国制造”而是品牌公司如何对消费者负责。
日本《时代》周刊2007年8月6日有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毒’日本来”。文章首先引用“日本蜂王浆”董事长山口喜久二的话：“要问中国的养蜂户为什么开始使用抗生素，罪魁祸首就在无视品质、只会狠狠杀价的日本商社。”山口说，日本商社把价格压到了中国国内价格的七成甚至五成。中国养蜂户无论生产出多么好的东西，都照样会被疯狂砍价。久而久之中国农民便学会了应对。本来中国的养蜂业根本与抗生素无关，但来自日本的抗生素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迅速蔓延并在中国安家落户，这时被派上了用处。文章还说，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一些大型日本商社开始在中国当地直接销售农药，其中包括含有极强毒性的有机类农药。接着文章谈道，日本在中国产的部分鳗鱼和烤鱼串中曾检测出有抗菌素孔雀石绿成份。孔雀石绿从何处来。日本的一名进口商也说，本来中国的鳗鱼养殖业没有使用孔雀石绿的习惯。把孔雀石绿带到中国的也是日本人。二战后，孔雀石绿作为防治水霉病的药物在日本的养鱼场迅速普及。此法在70年代传到台湾，90年代传到中国大陆。最终在中国的鳗鱼养殖场里生根发芽。文章得出的结论是：“活生生的事实摆在眼前，我们真不应该一味地谴责中国。”推卸责任是地地道道的懦夫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