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投机获取暴利的时代已经过去，尤其在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实施后，养猪行业开始逐步成为一个更有社会责任感的行业，开始自我完善，而资本市场、投资模式开始回归理性。未来10年是我国养猪行业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政策调整、规模化养猪加速
从199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的发布开始到1998年，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村生产力，中央首次提出“坚持多予少取，让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的思路。2003年在完成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促进城乡一体化。
在取消城乡限制，农民不用上交公粮之后，农民务农减少、农村养猪也开始逐步减少，规模化猪场开始逐步铺开，规模化养猪的加速应该是在2005、2006年左右。2006、2010年疫情肆虐造成2007、2011年的产量下滑，让规模化养殖模式、投资方式、投资商等被迫多轮洗牌。
当郎咸平教授开始谈二元经济体制，谈投资环境恶化之后，养猪资本的来源渠道变得多元化，“中”字头的国企巨头、房地产商、IT企业、国际投行等也开始纷纷进入养猪业，业界认为的三年一个周期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模糊，难以预测。
消费结构调整将导致“量”下降
中国是猪肉生产与消费的大国，据了解，2014年生猪年末存栏为46583万头，同比2013年下跌1.7%，而2014年全年生猪出栏量达到了73510万头，较2013年全年同比增加2.7%。2014年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8540万吨，较上年增长2.0%，其中猪肉产量5671万吨，增长3.2%。
人均消费量是多少呢？按201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为136782万人，如果忽略国内猪肉、杂碎的进出口量，2014年人均肉产量为62.43千克，其中人均猪肉产量为41.46千克。201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明确了食物消费量目标，到2020年，全国人均全年口粮消费135千克、肉类29千克、水果60千克。
伴随着人们对健康饮食的重视，人们对牛、羊、鱼的需求必然会增加，对猪肉的需求必然会下降。如果考虑中国人喜欢吃猪肉的习惯，猪肉消费比重按照60%来算，人均猪肉消费18千克左右，2020年中国人口达到14.5亿左右，猪肉需要量只有2462万吨，下降一半多。按目前的标准每头猪产肉77千克，那么年出栏将由现在的73510万头下降到31915万头。能繁母猪逐渐减少，效率提高是大趋势，大量没有竞争力的猪场开始逐渐关门，因此养猪业形势不容乐观。
生活水平提高将导致生产方式改变
中国复杂的地形结构造就了世界上最多的地方品种，1986年《中国猪品种志》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中国现有地方猪种48个。中国是世界上猪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占全球猪种的34%。
尽管地方猪有诸多的优良品质，但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效益。在猪肉温饱的年代，由于市场对高瘦肉率猪种的过度追求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规模化猪场绝大部分都是饲养商业化非常成功的专门化品系，地方猪要么被杂交改良，要么被挤到偏远山村，由于中国人对土猪肉的偏爱得以苟延残喘，虽然开发了“白猪肉黑猪皮”的品种，但没有真正对地方品种进行合理利用。
目前生猪出栏量基本接近峰值，未来10年内人们对猪肉的需求绝对是求优、求精，如果还想用目前的快大猪（鸡）平淡的口味去满足市场需求，利润空间肯定不会太高。我认为，目前高密度、高集约化的生产方式之所以持续并成为主流，可能是被世界发展中国家猪肉温饱的市场需求所影响。如何保护和开发地方品种、开发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去实现健康、绿色、有机、环保饲养模式绝对是未来的一个大方向，也是一个大趋势。
应因地制宜有效布局
自从养猪规模化开始，玉米、豆粕型日粮就成为主流，但中国的饲用玉米、豆粕均无法自给自足，依赖进口。未来市场、政府应该会主导饲用日粮结构的多元化、区域饲料资源开发和有效利用，该方向应该和地方猪的开发利用有更高的契合度，从而带动养猪模式向新型环保、健康、生态方向发展。
不管15年后环保如何实现零排放、达标排放等宏伟目标，如何规划禁养区，猪粪尿处理的最佳方式始终是还田利用。还田意味着每个猪场必须有可以消纳的土地面积，如果规模过大、过于集中就意味着猪场粪污处理的成本要提高。在未来逐渐理性的养殖利润面前，成本的提高意味着丧失优势。中国平坦的北方粮食产区不像美国，没能集中中国最大规模的养猪群体。中国有着复杂的地形地貌且人口稠密，如何因地制宜有效布局并站稳脚跟将是未来养猪企业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尽管2010年是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但中国13亿人口的基数，不管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变迁，劳动力应该始终有盈余，越是先进的猪场，未来在开放竞争环境中的自生能力可能会越差，尤其对于资本回报率较低的商品猪而言。人机互助、因地制宜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养猪利润必然回归理性
肉的消费作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是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控制CPI的比重均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事情。猪肉温饱线下的养猪（快大猪）是不可能持续赚钱的，必须依赖工业反哺、政府补贴，这是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率预期降至7%，而且还要下降，商品猪的利润空间可能最多只有100-200元/头，近几年资本回报率可能保持在10%-15%左右。近十来年传统式猪场的建筑成本在250-400元/平方米左右，抓住行情三年就回本了，资本回报率高达30%。但未来几年，随着国家政策、法规及行业的不断整合，发展养猪的黄金时期将一去不复返。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剧，资本回报率或许更低，甚至开始亏本。
劳动密集型的畜牧行业在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的国家，政府干预的目的是不同的。美国补贴畜牧业是因为其要素禀赋结构是资本多，劳动力少，畜牧行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是为了民生迫不得已。而中国畜牧业的补贴是因为决策者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好，在违背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是资金少、劳动力多的情况下，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希望生产者去选择美国的技术，认为这是行业的进步，从而导致企业无法获利，企业没有自生能力，使得政府必须保护和扶持。
政府一旦不扶持，畜牧生产将自动适应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那么大量的资本密集型猪场将因高生产成本而倒闭。所以如何跟随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变迁，逐步调整经营模式，不过分超前也不落后，顺势而为，这在未来十年将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