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日魏景亮的实名举报，到19日农业部派出联合调查组入驻，核实调查举报问题，再到22日农业部官方发布通报调查结果。针对这一事件，官方用4天时间调查来回应社会关切，平息“躺枪”的转基因舆论。
这在过去难以想象的。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大昉称，应该肯定农业部这次的工作是及时的，跟以前的工作作风是不一样的。
不过，在这4天时间里，举报者的身份被反转人士利用，尽管举报者言之凿凿称“自己支持转基因技术，举报仅针对转基因检测中的程序造假问题”，却阻挡不了反转人士试图再次将转基因安全管理的程序问题与转基因的安全性混淆的努力。当然，举报的背后也折射出转基因无法产业化所导致的大量转基因检测实验室闲置的问题。
农业部查实有转基因中心管理不规范但非“造假”
日前，官方公布的通报公布的调查结果称，魏所举报的转基因检测中心存在违反检测中心档案管理和人员管理规定的行为，“有检测过程和检测数据等原始记录，不存在检测工作和检测数据造假问题，但未将原始记录等材料交档案管理员归档。”
业内对此评价仅为“管理方面的不规范”，而非“造假”。
需要说明的是，转基因检测实验室与转基因安全性评估机构完全是两回事。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生物学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姜韬解释说，转基因检测实验室是进行某种农作物或者家畜是否转基因的定性和定量测定的。给出的结论是否转基因和含有多少特定的转基因成分，结论不涉及安全性。
至于一个完整的转基因作物安全评估所需的全部实验，他解释说，这是任何一个实验室都不能够全部做到，因为安全评估要进行的项目非常多，有动物食用安全性、目的基因产物毒理学实验、环境微生物影响实验，环境动物影响实验(比如对环境中的鱼类，爬行类，哺乳类动物的影响，有的要做10种动物)等。
姜韬提到，从操作层面上讲，学术目标的不同、学术利益的差异，都是对转基因安全性的最大保障。比如检测机构，就学术目标而言，会以更加专业敏感甚至求疵的态度关注转基因安全性。具体来说，如果测定结果是阴性，表明转基因没问题，有工作价值，但没有学术价值。如果测定结果是阳性的话，表明转基因安全性可能有问题，那从学术层面来讲，意义将相当重大。自然不会有科学家愿意放过这一机会的。而这更是转基因安全性保障的一个重要机制。
转基因技术意外“躺枪”
至于转基因这次“躺枪”的原因，黄大昉认为，舆论中的反对声音仍然是将转基因安全管理的程序与转基因的安全性这两个概念给混淆了。他说，“一定要警惕偷换概念这种情况，否则会对老百姓(50.320， 0.00， 0.00%)造成更大的误导。”之所以这次仍然会被误导带往转基因的方向，是由于长期以来舆论积累的结果。最初民众对转基因不了解，有怀疑，这都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后来被人利用，将转基因妖魔化，无限的夸大。
对此，他说，其实我并不赞成简单的将人群分为“挺转”、“反转”。那些对转基因有看法的公众，大部分是出于不了解，不能简单的将这部分人群由于不了解而生出质疑就将他们视为“反转”。对于这部分人群，需要进行反复解释，也许他们才会慢慢明白过来。不过，也确实存在一部分反对转基因在中国发展的势力，他们不择手段，包括制造谣言。
面对当前转基因现状，黄大昉认为，绝不是依靠一时的宣传、领导的表态就能够解决的，可能还需要想当长的时间。但越是这种情况，越需要站在国家战略层面，在加强监管、改进工作、加强科普宣传的同时，积极推动产业化。农业部的态度需要明朗，不能够含糊、躲闪，更不能因为有反对意见就停滞不前。
专家认为成立转基因检测中心有必要
举报涉及的检测中心，挂靠在农科院畜牧所，主要开展转基因动物和饲料的成分检测、转基因饲料的饲用安全评价及转基因动物环境安全评价工作。不过，该中心却存在长期“吃不饱”的情况，即不能满负荷运转进行检测工作。
其中的原因，据《南方周末》报道，转基因食品安全资深专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罗云波称，由于目前中国还没有任何转基因动物产品获批，也没有产业化，虽然美国2015年底批准了转基因鲑鱼(三文鱼)上市，但并未出口到中国。这导致包括农科院畜牧所在内的转基因动物检测中心并没有真正运作起来，长期不运作，也就可能出现管理不规范的现象。
既然如此，这类“空转”的检测机构，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
姜韬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表示，这不能用简单一句话来说。因为转基因检测实验室的设立和建设都是经过论证和审核，是跟转基因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匹配的组成部分，其主要依据是对转基因产业化进程的预期。正是由于近年来转基因产业化进程大大滞后，导致了近几年转基因检测实验室过剩，日常运行无转基因材料可以检测。
他说，如果转基因实现了产业化，同时立法表明要对转基因进行标识，将会带来日常食品的转基因标识检测工作量，同时按目前一部分反对人士的做法，即使政府一再表明经过安全评估允许上市的转基因产品是安全的，全国可能出现的人为转基因纠纷或官司，怕是40来个转基因检测实验室也招架不过来。
姜韬认为，转基因检测实验室的数量不仅跟以前预期的产业化速度和规模，而且跟转基因标识立法以后的社会反应密切相关，而后者是很大的不确定因素。不过，在他看来，转基因检测和转基因标识都跟安全性保障没有关系，目前的转基因检测是暂时的，未来公众一定不再在意是否转基因。因此特意设置转基因检测实验室越少越好。最经济的办法是不单独设置，而是充分利用已有的实验室和人员，全面节省社会成本。
黄大昉也对本报表示，成立检测中心是必要的，不能出现等到转基因产业化已经向前推进，但是检测中心跟不上的情况。同时，也不能因为可能出现的管理不规范的情况而否定检测中心。而且，具体分析也可以发现，比如涉及转基因植物的检测，如果发现哪些地方混入转基因作物或成分，检测中心就会立刻派人前往检测，他们的工作也是非常紧张忙碌的。
他说，“一旦发现情况，没有权威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