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转基因标注的议案，只等总统签署就将成为法律。转基因食品标注一直都是一个很热的话题，美国有机食品行业以及一些环保组织一直在推动转基因标注，但主流食品企业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则反对标注。
但这个议案通过之后，为何挺转和反转双方反应都较为平淡呢？转基因标注究竟难在哪里？
“知情权”成为挺转基因标注方的最好武器
在美国，转基因食品最早上市于1990年。FDA是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他们的态度是：经过安全评估、审批上市的转基因食品，营养和安全上跟相应的非转基因食品 “实质等同”，所以没有必要进行标注；如果标注，会误导消费者以为二者不同，并不合理，但厂家可以“自愿标注”；“非转基因”也可以进行自愿标注，但必须真实，而且不能使用误导性的用语。
FDA的这种“实质等同就不标注”的原则并不仅限于转基因食品，对任何新的食品原料也都如此。在当时，公众对转基因并没有特别在意，因此，这一原则也就一直实施了下来。
作为转基因食品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美国大多数的加工食品或多或少都有来自于转基因农作物的原料，比如大豆油、菜籽油、玉米淀粉、高果糖浆、甜菜糖等。转基因大豆除了提取油，也被分离出大豆蛋白和卵磷脂，广泛应用到食品中。
这么相安无事十余年，美国人民也没怎么把转基因放在心上。后来，一些极端环保组织炒作“转基因安全性不确定”的话题，但在美国反响不大——毕竟，美国FDA、农业部、科学院等机构在公众中的形象还是很权威的，而他们也一直明确表态“转基因食品跟相应的常规食品一样安全”。
于是，“转基因标注”就成了唯一的突破口——他们的诉求是：“人民有权利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各州立法的较量与统一
“知情权”是一个天然政治正确的概念，以它为基础的“转基因标注”自然可以得到很多舆论支持。不过，美国反转人士在若干个州寻求“强制标注”的立法，还是没有成功。
2012年，他们放出了一个大招：在加州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决定要不要强制标注。这就是著名的“加州37号提案”。
提案刚提出时，支持的民意占了绝对优势。随后，反对提案方则加大投入，向公众宣传提案的危害：第一是现行法规已经能保障“知情权”；二是法律实施所需的费用最终还是纳税人来承担；三是该法案将导致每个家庭每年增加大约400美元的食品开销。
这些宣传很快扭转了民意，尤其是第三条，400美元的数据来自于一家咨询公司所作的详细分析。最后，这个提案被全民投票否决。
2013年5月23日，美国参议院以71票对27票否决了要求转基因食品强制标注的提案。但是，反转力量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继续在其他州推动立法。
2014年，终于在佛蒙特州获得成功。该州决定：从2016年7月1日起，该州内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的必须明确标注。
2016年7月1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转基因标注的议案，它将成为全美统一的法律。
转基因标注会给消费者带来什么？
转基因是否被强制标注，对食品企业的影响远远大于消费者。如果食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就需要标注的话，那么生产商有以下两种途径可以选择：
1、 不改变配方与原料，只修改食品标签，注明“含有转基因成分”
2、 使用“非转基因原料”代替现有“转基因原料”，则不需要改变现有标签
在直觉上，第一种选择所增加的成本非常小，仅仅是修改一下标签而已。但是，总会有一部分消费者因为这一标注而不再购买该产品，因此产品的总销量必然会受到影响。食品公司的总利润取决于销售总量和利润率，销量的减少必然导致利润的减少。
此外，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跟生产总量密切相关，产量越小，单位成本也就越高。也就是说，美国的食品公司如果通过第一种选择来满足佛蒙特法规，那单位生产成本要增加、总收益会下降。因此，在加州37号提案的那份咨询报告中指出，食品公司不大可能采取这种方式。
如果采取第二种选择，显然会明显增加成本。一方面，非转基因原料的价格要高于转基因原料；另一方面，在产销过程中必须要采取措施，防止混入转基因成分。“加州37号提案”的分析结果是：加州每年增加的食品成本大约45亿美元。而这个增加，则会分摊到消费者头上。
消费者“知情权”和企业“经济利益”的博弈
转基因食品是否强制标注，实质上是由此增加的食品成本和“知情权”之间的博弈。
美国食品中转基因原料的使用已经很广泛，因此强制标注之后，除了会导致明显的“成本增加”，还会使部分消费者转向“有机产品”或者“非转基因产品”。所以，主流的食品企业一直反对强制标注。而FDA则是从科学的角度，“既然没有必要标注，那么就不该标注”。
但消费者并非如此理性。食品成本的增加体现到日的常食品中，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显——食品的销售价格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而生产成本所占的比重未必很大。
按照“加州37号提案”的那份报告，每个家庭一年增加的食品开销大约是400美元，其实只占食品总开销的3%左右。在现实生活中，购物时多花了3%的钱不一定能被注意到。有人会为了这个3%的差别牺牲了“知情权”，也有人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来获得“知情权”。
加州投票的结果是53%对47%，反对标注的一方只是险胜。要知道，加州是美国经济最发达、公众科学素养也相对更高的州，一年几百美元的支出增加足以使他们反对标注，放弃“知情权”。因此，投票的关键在于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更高。
国会通过提案是 “和稀泥”
虽然佛蒙特在美国是一个很小的州，总人口不到百万。但是，他们通过的标注法对食品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其他州很有可能跟进，从而使得要求标注的州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食品公司不可能针对不同的州进行不同的生产，各州规定不同的时候往往只能按照最严格的来执行。
国会本次通过的提案其实是推翻了佛蒙特通过的法律，也阻止了其他州再通过类似的法律。这次的法案是在佛蒙特的“明确标注”和FDA现行的“自愿标注”之间找了一个妥协的点：如果食品中使用了转基因原料，那么就需要标注出来，标注方式可能是具体的文字、转基因食品的图案（待制定）或者二维码（消费者用手机或其他工具扫描时确定是否转基因）。 至于法规的具体实施细节，比如来自于转基因作物但不含转基因成分的原料（如油、淀粉、糖浆、糖等）是否需要标注，以及标注阈值是多少，都没有涉及，这需要在此后的两年来制定。
这份法案被签署之后，就会成为全美统一的法律，各州也就不能再实行更为严格的标注要求。基于这份法律，如果食品公司把转基因信息放在二维码中，跟目前的“默认含有转基因成分”相差并不大。毕竟，绝大多数人购物的时候并不会去扫描二维码了解产品的详细信息——只要在产品包装上没看到“转基因”字样，人们也就未必在意。
转基因食品该不该标注，是科学问题；要不要标注，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的解决并不总是基于科学结论，而必须考虑社会中各种意见的博弈和妥协。
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份法案，“挺转”的不完全满意，“反转”的也不完全满意，但是正如美国反对强制标注的美国大豆协会主席所说：“我不认为那是我们能够拥有的最好法案，但它是能够通过的最好法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