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原本边界十分清晰的科学问题，在中国当下特定的民主法治存在严重缺陷的政治环境，以及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思想环境之下，被放大、扭曲和模糊化。然而我还是想要指出，以一种“政治挂帅”的思维方式对待万事万物，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很可能造成许多新的更大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本身。
政府败给“民意”的唯一案例
说起来你也许难以置信，在过去10多年里，中国社会舆论中争讼最激烈和最持续的焦点话题既不是暴力拆迁，也不是司法、教育、卫生等领域的不公正，而是一个普通人看似插不上嘴的专业科学问题：转基因农作物应不应该商业化？
尤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是，在公共决策从来都是高度集中的中国，转基因的反对者们成功地塑造并利用社会舆论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国家政策的走向。
这一事件散发着双重讽刺意味：
第一，实际上，由于缺乏西方宗教传统，中国人对于人体干细胞、克隆等等远比转基因更深入地涉及生命伦理及潜在危害的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研究，素来持宽容立场。
之所以在反对转基因方面表现出如此令人惊诧的激烈态度，只能说明“绿色和平”这一国际性组织在政治上相对封闭的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反转这种来自外部（欧洲）的理念最初是由它输入的。
第二，作为民意影响决策的最成功的第一个例子，被充分调动起来的民意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并不是什么健康积极的角色。被民意改变的国家政策原本很可能是不坏的政策。
关于这一点，更令人悲哀的是，转基因问题的论战，越来越异化为不同政治立场之间的纷争，乃至谩骂。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了最初的科学研究和食品安全范畴，沦为一场迷失了目标的情绪化、标签化的战斗。
近日，百余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文章，呼吁“绿色和平”组织立即停止反对生物工程改良作物、尤其是曾在中国引发巨大争议的“黄金大米”的行动，并且呼吁各国政府反对绿色和平组织与此相关的一切举动。
据说，加入反对“绿色和平”组织反转的诺奖得主人数仍在不断增加。
我不认为“绿色和平”组织及其拥趸们会被这些科学家说服，相反，这个来自科学界的高调集体行动所起到的作用，很可能只是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内的民意在这个问题上的撕裂。
事实上，这场时断时续的舆论拉锯战已经打了许多个回合。10年来，中国的科学家乃至中国农业部和其他相关等政府部门曾通过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组织各类宣传活动，力陈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
但每一次，这些“正面宣传”都毫无例外地，在第一时间遭到反转基因人士激烈而有力的反击。在我印象里，这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唯一一个败给民间舆论的例子。当然，中国官方和科学家不擅长与民众沟通，也为“反转”声音提供了重要的空间。
为了唤起更多人注意，反对一方不断喊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之凶”、“这是一场新的鸦片战争”……之类耸人听闻的口号。
他们还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形容为“国民自杀计划”、“民族的噩梦”……拥护的一方则大多端出许多高深的科学原理及实验数据，并指责反对者“缺乏科学素养”、“意气用事”。舆论界的一些好事者，如郎咸平和方舟子，也都先后卷入这场相当意气用事的纷争。
反转人士开辟“三条战线”
那么，这场按理说应当局限于由生物学专家组成的学术小圈子（或最多扩大到相应的政府管理部门）的意见分歧，究竟是怎样一点一点演化为一场全民辩论，进而使辩论双方的话语日趋极端化的呢？
我在阅读大量相关材料，并对它们作了一些简单梳理后发现，这场规模空前的大辩论基本上是在三条虽互有关联、但性质截然不同的主线上展开的——
十分自然地，争论的最初核心是安全，它又由两个大问号构成：转基因农作物（特别是转基因水稻，因为它是大多数中国人的主要粮食）的大规模商业化推广是否会危害人的健康？是否会危及生态环境？
一望便知，这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压根没有资格参与的前沿科学领域。事实上，参与者也多为从事生物科技研究的专业人士。应该看到，持转基因“无害论”的科学家正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为20余年来，转基因作物问世并大量种植，尚未出现一起不安全记录。
2013年6月20日，国际农业领域享有最高声誉的“世界粮食奖”首次颁发给转基因作物研究者——美国孟山都公司首席技术官罗伯特·傅瑞磊（Robert Fraley）以及另两名转基因研究者，便是对它的背书。
反方阵营的最有力说法是，“现在找不到转基因的害处，不代表就真的没有，这要经过一代甚至几代人之后才有可能真正知道”。另外，他们还认为，通过所谓“基因漂移”作用，它将给我国野生水稻品种带来灭顶之灾。
然而很快，争辩的主战场就由“是否应当谨慎对待一项新技术”这样单纯的科学态度问题，转移到了国家粮食安全——甚至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安全本身。这使得争论迅速升级和升温，依我看，这也是一大批对政治的热衷远远高过对科学的兴趣的人士自此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大放厥词的主要原因。
据说目前全球的转基因农产品技术专利基本被美国孟山都、杜邦先锋、先正达和德国拜耳等几家跨国公司垄断，而且转基因农作物是不能“留种”的。这就意味着，一旦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未来中国不仅每年要向外国公司支付高额专利费用。更重要的是，养育13亿中国人的粮食种子将在很大程度上纂在外国人手里！
联想到转基因农产品可能具有的潜在危害性，只要再往阴谋论的方向上稍微再作一点点合理想象，在一些原本就反西方（特别是敌视美国）的左翼人士眼里，它自然而然就成了比当年的鸦片毒害更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谋财害命”的工具！
2013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彭光谦在《环球时报》一个专栏上发表文章，对北京方面批准更多转基因粮食贸易提出了一系列质问，暗示西方国家通过转基因食品制定阴谋控制中国粮食安全的战略。彭光谦写道：一旦天下有变，西方切断我们的粮食供应，13亿人喝西北风吗？
出人意料的是，农业部以一种高调话语对此予以回击。国家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委员林敏在其回应彭光谦的记者专访中不仅驳斥了后者提出的所有质疑，还直接将其视“转基因作物是美国设计的危害中华民族的陷阱”这种阴谋论批为冷战思维的遗产。林敏教授认为，让全中国人民在有限的耕地条件下吃饱饭，才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种争锋相对的局面，也折射出中国政府内部对于转基因问题的尖锐分歧。
如果彭光谦少将还仅仅是公开表达了一种阴谋论的话，互联网上那些支持他的网民走得比他远得多。在他们看来，孟山都就是“美国用来对付中国的生物武器”。他们宣判，“那些为转基因食品开绿灯的人，都是新时代的汉奸走狗！”
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凡事一旦陷入到这个逻辑里，为数不少的人身上正常的理性和判断力就会顷刻间丧失殆尽。就像孟山都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休·格兰特（Hugh Grant）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很难赢得一场情绪化的辩论。”虽然全球科学界主流对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是认同的，但许多反转基因争论是宣泄情绪而不是讨论科学。
如果说，到这一步基本属于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里常见的公共意见表达的话，那么再接下来，这场争论差不多就完全陷入了“没有道理可说”的境地，它们大多混杂着对国家现行决策机制的正当批评与对一些关键人士的恶意猜测和阴暗揣度。
至此，一场科学辩论最终演化成针对把持国内政、学、商三界、勾结外部势力、出卖国家利益的一小撮“权贵”的大批判。
据说，中国的生物转基因技术一开始就是美国政府与像孟山都这样的商业巨头联手策划的一个巨大陷阱。它们先是通过向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其他深造机会等手段，培植了一大批“美国利益”在中国生物科学界的忠实代言人；待这种“润物无声”的渗透逐渐水到渠成，它们又通过向中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关键官员行贿的办法，推动政策对转基因粮食作物开绿灯……这个过程，早在十多年时间就已经完整地规划实施，如今终于到了“大丰收”的时候。
更为复杂的是，随着政策导致的资本市场上的利益变化、科研机构对国家将要投入的200多亿元史无前例的“重大专项经费”的争抢，围绕转基因商业化的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正在迅速孕育膨胀……
高举反转大旗的“绿色和平”组织经常说，很多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中的成员都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国家机构的研究人员，又是种业公司的股东。它指控他们不断从国家的各个层面推进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有着明显的利益驱动。
此外，在这条战线上还衍生出另一个许多人——尤其是城市白领——极为牵肠挂肚的“支线”话题，那就是将来一旦商业化后转基因食品的信息披露，即公众是否有权详细了解自己购买的是不是转基因食品或者其中含有多少转基因成分？
网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种“知情权”不能被漠视或忽略。当然，实际操作起来恐怕也不是想象得那么简单。
“政治挂帅”扭曲了正常讨论
作为人须臾不可离的食物，转基因粮食的商业化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从纠结在上述这三条战线上的大多数纷扰聚讼中，我所看到的是：它们当中的大多数意见实际上与转基因作物及其商业化毫无关系，后者充其量只是一些人用来表达其政治主张的中介物罢了。
科技进步能够造福于社会，也可能为祸人间，这是一条毋庸争辩的简单的大道理。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一项具体的新发明？这个问题恐怕最终还是得托付给该领域内的科学家。
因此，就我在上面列出的第一条战线来说，真正的问题是普通民众对我们这个社会中科技权威的极端不信任。此次全球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采取如此统一的行动，从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公众对主流科学结论的质疑或忽略，已经越来越严重。
反转基因民众中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迄今大多数转基因农作物所“转”得最多的是抗病虫害基因。也就是说，种植这类作物可以大大降低农药的使用量。所以专家们哭笑不得地说：“有些人老是强调转基因未知的、潜在的风险，却忽视了化学农药现实的、直接的、甚至是致命的威胁！”
在第二条战线上，那些一心保卫“粮食安全”和牵挂“民族危亡”的人，真正反对的也根本不是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他们反对的是向外国人敞开中国市场。
我甚至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世界上的大多数转基因专利掌握在中国手里的话，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立刻转变成转基因商业化最热心的拥护者和推广者。
因为这样以来我们就掌握了别人——比如说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这一定是他们最热切地幻想的。他们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不是鼓吹反转，而是鼓吹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转基因科学研究。
实际上，上文已经提到目前世界上至少有四、五家大公司在转基因作物领域展开竞争，没有一家能够形成绝对的垄断地位。
就拿美国孟山都公司来说，它在中国公众中赢得的巨大名气不是因为它的中国业务，而是因为围绕转基因问题争议。在孟山都近150亿美元的年营业收入中，中国仅占1%。
而且，作为全球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当前在中国的业务集中于传统育种，与转基因基本无关。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西方人的稻米食用量很小，不管是一马当先的孟山都还是其他三家，都尚未从事水稻的转基因研究。
中国国内已经开展的水稻转基因试验几乎全都是中国科学家自己在做，也就是说，作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主食，未来转基因水稻的技术命脉是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的。
至于在第三条战线上因怀疑权贵们吃里爬外、暗箱操作、钱权交易而与前两种人结成“统一战线”的“同志们”，他们反对的其实是目前中国的政策和决策形成过程中不民主、不透明和不受民众约束的状况。在这种逻辑下，假设农业部以同样“偷偷摸摸”（用他们的话来形容）的方式否决了一项转基水稻商业化的申请，他们或许一样应该坚决反对。
近年来，“绿色和平”组织等反转基因团体的确抓住了中国转基因科研中的一些不检点，成功地在民众中激发起了对转基因的更大疑虑。例如，在2012年8月曝光的“黄金大米事件”中。研究者在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向湖南省衡阳市一所小学的72名学生提供了跨国公司先正达集团研制的转基因“黄金大米”。
而在此之前，“绿色和平”组织还在湖北揭露未经许可擅自扩大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行为，并最终迫使湖北省政府铲种这批转基因玉米。在这些事件中，反转基因团体准确地抓住了相关部门涉及违反规定或程序的事实证据，并在现有法规、科学伦理的框架内提出质疑。
然而，归根结底，在这些事件中人们关心的是其实自己的公民权利——如知情权、监督权——怎样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得到体现？
通过解剖转基因水稻这只麻雀，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原本边界十分清晰的科学问题在中国当下特定的民主法治存在严重缺陷的政治环境以及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的思想环境之下，是如何被放大、扭曲和模糊化的。
然而我还是想要指出，以一种“政治挂帅”的思维方式对待万事万物，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很可能造成许多新的更大的问题，包括政治问题本身。
最后我想说，我是一个转基因农作物商业化的支持者，但我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是反对“反转”，而是希望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进入真正有益的良性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