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要建立最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对此，南都在社论《食品安全仰仗严格法律更需社会共治》中强调了社会共治在食品安全中的重要性，并且认为社会共治首先来源于共识之养成，还应明确社会每个成员的责任。这是从社会成员的角度去谈社会共治的养成，但是其养成还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食品安全法实施程度的影响。
正如社论所说，当公众为食品安全愤怒时，共识已经诞生。不过，当法律无力消除公众的愤怒，或者法律再次助长公众的愤怒时，这种共识也很容易消失。因为公众信赖的法律竟然无法平息他们的愤怒，共识又有什么用？就如国人对国产奶粉缺乏信心一样，虽然因愤怒共识很快形成，但由于法律并没有很好解决奶粉安全问题，一些公众开始丧失信心，共识慢慢瓦解，共识很难上升到共治的高度。其实社论中提到，“如此严厉的法律条文似乎并未从根本上遏制食品安全犯罪和监管渎职的发生”，这就是法律对公众共识的负面影响。要使共识形成并产生正面影响，必须让最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落地，坚决执行到位，否则公众又是空有愤怒，空有愤怒之后一时兴起的共识，这种共识给不了社会共治帮助。
再看社会每个成员的责任，这些责任的形成也与食品安全法的实施程度息息相关。事实上，食品安全法越严格，公众对其期望就越大。如果到时最严格的法律达不到公众的预期，或者在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存在渎职行为，都对公众自身责任的建立产生打击。这也是为什么每一个社会在强调别人的义务时没有对自己的责任保持应有的清醒的原因。
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需要建立在食品安全的自信上，而自信同样与食品安全法的实施程度密切相关。因此，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需要突出法律的执行度，需要突出各种问责的落实。只有全社会都对食品安全自信了，社会共治也就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