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今年3月的全国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改革“大限”将至，虽然我省的改革进度在全国较为靠前，但这场涉及工商、质检、食药、商务、经信、卫生、食安办等多个部门职责调整，涉及全省上万名公务员队伍进退留转，涉及为数众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设备划转的改革注定不太容易——
□本报记者 周伟
11月8日，四川省川南片区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推进工作座谈会在自贡举行，这是我省食药监管机构改革启动以来，由省政府领导主持召开的第三次重要会议。在此之前的6月和9月共召开了两次全省食品药品安全和监管体制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6月份的电视电话会议侧重部署省级层面改革，9月份侧重市级层面改革，而本次会议则将视野集中在了困难最多、矛盾最突出的县级食药监管机构改革。
长达4个小时的会议，充满了激烈讨论和智慧激荡，来自宜宾、自贡、内江、资阳、乐山等7市的副市长将改革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困难摆上了桌面，而市县食药监局局长也不时插话倾诉成绩和困难。这其中，困难较为集中的是县级及由此衍生至乡镇、村社的“兜底”食药监管机构改革，根据规定，乡镇或区域要设立食药派出机构，村、社要设立食品药品协管员，而这两大要求在改革前几乎是一张白纸，改革面临着编制、经费、设备及专业技术人才配给等众多问题。在省市层面食药监管机构改革初步完成后，我省食药监管机构改革已涉入“深水区”，如何加速打通基层食药监管“最后一公里”，成为制约我省食药监管机构改革早日完成的最后一道屏障。
省市食药监管机构改革基本完成
时间已经指向11月中旬，距离“12月底前全面完成改革任务”的终点仅剩最后一个半月，而我省三级食药监管机构改革已基本完成了三分之二，进度上与全国兄弟省市相比居于较为靠前的位置。省级层面食药监管机构改革早已于今年9月基本完成，截至目前，市级层面除遭受地震影响的雅安市等少数几个市(州)外，都已出台或审定本级食药监管机构“三定”规定，基本完成本级食药监管机构改革的任务。
记者从各市(州)出台的“三定”规定中了解到，市级层面在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制度设计等方面都强化了监管力量。如各市(州)食药监管机构内设机构都在12个以上，绵阳、广元、内江等7个市局内设科室达到了13个，成都市达到了16个，确保各部门间食品药品监管职责不交叉重叠，食品药品监管工作不留死角和盲区。而根据省政府指导意见规定，各市（州）食品药品监管局机关行政编制按成都市不少于100名、其余市（州）不少于40名核定，各市（州）都超出该编制底线配备监管力量。如成都市核定行政编制105名，其余市（州）核定编制大多在45名以上，绵阳、乐山更达到了54名。与此同时，成都市、泸州市、宜宾市、乐山市等将在各级公安部门设立食品药品侦查机构，强化食品药品犯罪打击力度。
在完善基层监管机构上，部分市（州）目前已出台指导意见，要求县级食品药品机构按乡镇或区域设立乡镇（街道）食品药品监管所，为县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的派出行政机构，会同区域内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承担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职责。在农村行政村和城镇社区设立食品药品监管协管员，不断推进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关口前移、重心下移，加快形成食品药品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
改革基本完成的标志之一是新机构的“三定”规定出台。目前，虽然大部分市（州）已出台或审定“三定”规定，但随之而来的职能划转和整合仍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据一名市级食药管理人员透露，由于存在部门利益博弈，该市涉及人员、经费和设备的划转上有个别部门并不积极，导致职能整合速度较慢。据了解，针对这一问题，省食药监局加强与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的协调沟通，目前泸州、宜宾涉及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移交、人财物划转已全部划转到位，资阳、乐山、绵阳等市(州)也已完成部分划转工作。
创新监管加速改革落地生根
“全省食药监管机构改革虽完成了三分之二，但更加困难的是剩下的三分之一。”一名食药监管机构内部人士认为，改革越到基层难度越大，而本轮改革恰好对基层要求最高，如在乡镇设立派出机构和在村社设立协管员，这在改革前是没有的，是在一张白纸上创建，过程中涉及人力、财力、设备等的困难很多。“全市有上百个乡镇要设立食药派出机构，所有村社都要设立协管员，缺人员编制、缺经费、缺检验检测设备、缺办公场所、缺专业技术人才等情况非常普遍。”座谈会上，眉山市委常委、副市长吴小可直言，时间紧迫，解决上述问题非常棘手。接过话题，自贡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吉明也认为，经测算该市目前编制缺口230名左右，“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办公场所由谁落实、监管人员何时到位、办公经费怎么解决、执法装备如何配备等现实问题，基层监管有机构、无人员、无办公地点等形式上存在、实际上没有的状况将有可能出现。”
而根据“市（州）、县（市、区）工商系统按核定行政编制总数14.5%左右的比例划转；市（州）、县（市、区）质监系统按核定行政编制总数5%左右的比例划转”规定，泸州市各区县除合江外，从区县质监局划转人员仅1名，而部分区县与之相应划转的监管企业却有200家以上。“在增加一名监管人员的同时，增加200多个监管对象很难担负好现实监管的任务。”泸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意奎表示。据乐山市副市长徐建群透露，在该市少数区县还存在因质检、工商缺编，只将监管职能和编制划转给县食药监局，而人员不划的情况，这令区县食药监管部门在不增加人员的情况下，增加了大量的监管任务。
“创新是解决问题的一剂良药。”省食药监局局长崔兆全表示，基层食药监管部门要加强同编办和涉及职能划转的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合力克服困难，地方领导也应高度重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创新方式妥善解决。同时，要学习借鉴兄弟市县破解困难的好办法，创新监管模式，可考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将检测、检查、认证等工作外包，提高行政效率，培育行业自治组织，履行食品药品自律及有关监管职能，发动群众形成群防群治格局等。与会人士认为，成都新都区通过购买服务构建区、乡镇街道、村社三级食品安全监管网络的做法为基层食药监管机构改革色树立了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