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日子。因为直到这一天，备受病痛折磨的２５５６名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以及千千万万的“公众”，才总算从有关方面得到了一个“明确”的“阶段性调查结果”。
但“公众”的心，却并不能就此放下。因为，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追问”。
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从３月１９日出事到现在终于公布了一个“阶段性调查结果”，２０多天的时间内，为何“外界”对此事一无所知？
据有关报道显示，３月２０日的《北方晨报》，３月２１日的《辽宁经济日报》都曾对此事作过报道，但是直到４月８日，北京的《京华时报》对事件进行了报道之后，“外界”才对事件的大概有所了解。而据央视４月１０日对卫生部有关人士的采访，卫生部直到４月８日才接到辽宁方面的报告。
可是，根据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在管辖范围内的下列食物中毒或疑似食物中毒事故，实施紧急报告制度：（一）中毒人数超过３０人的，应当于６小时内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二）中毒人数超过１００人或者死亡１人以上的，应当于６小时内上报卫生部，并同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三）中毒事故发生在学校、地区性或者全国性重要活动期间的应当于６小时内上报卫生部，并同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从海城市的事件来看，无论哪个方面均符合该《办法》的要求。但是，为何海城市和辽宁省的有关部门，却完全无视该《办法》所强调的上报时间，而迟至４月８日才上报？
第二，为何阻止去外地就医？面对记者，有的家长为什么“不敢说”？
据《中国青年报》和《沈阳今报》报道，事件发生后，许多家长带孩子赴外地就医。但是，他们却遭到了“围追堵截”。一位家长气愤地说，“没想到市里专门派人到火车站，不让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求医，说不能把这事情闹大了……”
而还有家长则对记者“小声”说：“其实我有好多话要对你们说，可我不敢说呀！说了怕被……前几天，来了几个记者拍照，走后不久，几个人就把我们好几个家长带走了。”
在这里，我们实在想问一句，求医问药，难道不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吗？对于那些外出就医的人，为什么“市里专门派人到火车站”？为什么“不让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求医”？外出就医和“把这事情闹大了”，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
另外，记者采访，被访人接受采访，这本来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事，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却出现“其实我有好多话要对你们说，可我不敢说呀！说了怕被……”的事？那些有好多话要说却不敢说的人，到底在怕什么？到底在怕什么人？
从报道中我们还知道，４月６日，“有关部门”还出台了一个《服用学生豆奶患者的就诊办法》。上边提到：“未经市中心医院同意擅自去外地医院就诊者，后果自负”。出台这个《办法》的“有关部门”是“‘三·一九’领导小组办公室”。我们迫切地想问一下“‘三·一九’领导小组办公室”，这个“ 后果自负”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后果”需要家长“自负”？为什么“未经市中心医院同意”而去外地医院就诊者，就是“擅自”？
第三，记者采访为何会像“捉迷藏”？
从报道看，采访海城事件的记者，在采访中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以至于记者认为这次采访就像是在“捉迷藏”。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无论是在医院、在学校，还是在政府部门，想找到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都成为一个很难实现的“梦想”。不是对方避而不见，就是对实质性问题避而不谈。而且，对方的理由很充分——“开会去了”、“正在研究”、“不是给记者开了‘说明会’吗，那上面什么内容都有”。
即便是针对事件有了所谓的“新闻发言人”，但找到这个“新闻发言人”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是记者无能？还是有难言之隐？本来，“新闻发言人”的职责就是提供新闻、发布新闻和回答记者的提问。在这个时候，在那么多人还在等待情况进展的时候，“新闻发言人”的手机却为何“总是关机”？难道真的没有什么新闻需要发布？
对上述几个问题，我相信都是所谓的“公众”迫切想知道的，我也相信，对这几个问题的追问，本身就是“新闻”。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海城市的有关部门，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主动出面向公众作出回答。
那么，“公众”忍不住就要问了：海城，有什么不可说的吗？海城，你为什么不说话？
针对这次事件，很多人都在发问：公众的知情权应该如何保障。
而从该事件本身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该事件中，公众的知情权受到了极大的蔑视。仅就迟至４月８日才向卫生部通报有关情况，就可以认定，“有关部门”并没有把公众知情权当一回事。并且，如果如报道中反映的阻止外出求医、阻止相关人员向记者反映情况等行为属实，那么，“有关部门”不放在眼里的，还不仅仅是知情权。
近来，各地不断出台新闻发言人制度，很多地方也不断提到，应该尊重公众的知情权。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这些措施和主张，都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动议和措施，都是“有关部门”“主动”提出的，而并没有相关的硬性的制度约束。也就是说，主动地说，实际是我的一种“善意”，而主动地“不说”，也完全在我，并没有什么文件什么的东西，能让我“不能不说”。
这显然是一个制度缺陷，这个缺陷，在海城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