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酒是“通神之物”还是“作案工具”？
——关于酒文化和中国封建政治的关系
酒从被发明的那一刻起，立刻就成为“政治液体”。由于使人亢奋和稀缺等特性，酒在远古属于奢侈品，最早酒被作为“通神之物”，是“圣液”，用于祭祀、庆典、战争等隆重场面。在古代，统治者认为：“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战争决定一个部落或国家的生死存亡，出征的勇士，在出发之前，更要用酒来激励斗志。酒与国家大事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祭祀活动中，酒作为“超自然之物”，首先要奉献给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周公颁布的《酒诰》，明确指出天帝造酒的目的并非供人享用，而是为了祭祀天地神灵和列祖列宗，严令禁止“群饮”、“崇饮”，违者会处以死刑。反映周王朝及战国时代制度的《周礼》中，对祭祀用酒有明确的规定。如祭祀时，用“五齐”、“三酒”共八种酒。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原始社会是巫师，巫师的主要职责是奉祀天帝、鬼神，并为人类祈福禳灾，在古代权力很大，地位很高。后来又有了“祭酒”，主持飨宴中的酹酒祭神活动。
所以酒被发明后很快成为“政治液体”，由于这样的特性，在中国历史上，酒类的生产、销售、拥有和使用被高度垄断，历朝历代，都设立有专门机构管理，被称为“酒政”。历代都设有酒官。周有酒正、汉有酒士、晋有酒丞、齐有酒吏、梁有酒库丞、隋有良酝署，唐宋因之。私自酿制、贩卖酒类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个行政管理机构“酒类专卖局”。
也就是说，最先的酒文化基本还没有进入大众食文化的范畴。既然神本身是一个伪存在，所以“通神之物”也就成为一个不折不扣、自欺欺人的伪命题。中国五千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和平更替的朝代，天下要么是抢来的，要么盗来的，要么是骗来的，这些以不光彩手法得到江山社稷的人，如同得手后的强盗或窃贼一样总是提心吊胆，担心“赃物”的失去，于是千方百计利用手里掌握的一切资源来证明其合法性，自己是君权神授，真龙天子。祭祀、祭祖、庆典等仪式莫不如此，酒之所以在祭祀中被委以重任，就是因为它的稀缺和神秘特性。装神弄鬼，以炮制宏大的场面和神秘的气氛来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愚弄并威慑他人。可见，和礼教、宗法、科举、阉割、裹脚等一样，酒在它的初期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道具，或者说是“窃国者”的作案工具之一。
悲哀的是，这种神秘液体协助统治阶级一时，却不能使保佑他们一世。统治阶级独占美酒的同时又陷入了自我迷醉，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直到毁掉了他们的花花江山。过量饮酒不但伤人身体，使人迷失理智，严重的还会导致国家的衰亡。杜甫在悲愤之极写下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经成为揭露古代统治者纸醉金迷、腐朽反动的千古名句。正是统治阶级对美酒的迷恋，导致了江山的崩溃。
我想拿两个典型的王朝——商朝和夏朝来说明酒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它兴于美酒，竟然亡亦亡于美酒。
从酒器来看，夏商二代统治者饮酒的风气十分盛行。特别是商朝，中国青铜器高度发达，出土的文物居然大多是餐具、酒具等器皿，出土的酒器不仅数量多，种类繁，其制作巧夺天功，堪称世界之最。
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上说，酒既可以制造出吉利，也可制造凶光。如《战国策·魏策》：“昔者，帝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又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果不出所料，历史证明夏禹的预见是正确的。夏的第一个皇帝就是传说中治水的夏禹，第三个皇帝是夏梁，一直到夏桀，夏基本上都处于鼎盛阶段，可是后来夏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夏桀变态到什么程度？他居然把自己喜欢的女人放进装满了酒的大池子，自己去喝这些女人“洗澡水（酒）”，直到最后把自己的头给喝丢了。夏朝被商汤灭后，夏桀被放逐。
伊尹和商汤怎么也没有料到自己开创的商朝基业，竟和夏朝一样，败于后代对美酒佳肴穷奢极欲的追求和对烹饪技艺的变态发挥。
商末，纣为帝乙少子，帝乙正妻所生，被立为太子。纣天资聪敏，体格魁伟，勇力过人，能赤手与猛兽搏斗，能言善辩，恃才傲物。帝乙死后，纣继位为王。纣王是个穷奢极欲的酒色之徒，喜淫乐，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惟妇言是听。和“食变态”的夏桀相比，纣王可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史记·殷本纪》称：“(纣) 高筑‘鹿台’，命乐师师涓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等淫声怪舞。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商纣还无聊到将嘴里的酒吐进妃子的嘴里，又让妃子喂给自己！
纣王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祭先祖和鬼神，致使百姓怨恨、诸侯离异。为重振自己天子威风，纣王不是施以勤政、仁政，而竟然是从烹调中的“烧烤”获取灵感，首创酷刑“炮烙之法”：用青铜制成空心铜柱，中间燃以木炭，将铜柱烧红，凡有敢于议论他是非的人，一律绑在铜柱上，活活烙死。他还喜欢另外一种剁为肉泥的酷刑“醢”。纣王昏乱暴虐，愈演愈烈，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人民的不满无以复加，连太师、少师都抱着乐器奔周。纣王众叛亲离，彻底孤立，最终历经17代30王（不包括汤长子太丁），长达496年的商朝被周所灭。
另外据一些历史学家分析推测，由于当时的盛酒器具和饮酒器具多为青铜器，其中含有锡，溶于酒中，使商朝的人饮后中毒，身体素质日益下降，国力日渐衰微，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典型，一个是三国时的蜀国，一个是定都南京后的太平天国，它们都是因为君主过度沉溺于酒色而灭亡的。
二、“灵感源泉”还是“灵感毒液”？
——关于酒文化和中国文学、中国人创造性思维的关系
酒，一开始就傍上了文化这个贵族。中国的文人，简直就是从酒罐罐里面浸泡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从孔子起（《十国春秋》载：“文王饮酒千钟，孔子百觚。”）“众人皆醉独我醒”的屈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曹操，“纳酒收学徒”的杨雄，“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孔融，归入田园写下《饮酒》诗二十首的陶渊明，“斗酒诗百篇”的李白，“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杜甫，“炮笋烹鱼饱餐后，拥袍枕臂醉眠时”、“诗吟两句神还王，酒饮三杯气尚粗”的白居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苏轼，“今宵酒醒何处”的柳宗元，李商隐、范仲淹、杜牧、柳永、辛弃疾、李清照……到“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的曹雪芹……个个都是酒徒！很多还是嗜酒如命的超级酒徒，比如直接被活活喝死，且死而无憾的台湾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和历史小说家高阳。
总之，一和文化扯上关系，种种丑态百出的“酒精后遗症”立马变得魅力四射、彪炳史册了。所以，鸿门宴成了智慧的教科书，曹操对酒当歌尽显豪迈雄壮，卓文君当垆卖酒成为千古佳话，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成了潇洒超脱，李白的斗酒诗百是才华横溢，武松的鲁莽无知等同于勇猛豪爽，鲁提辖的流氓寻衅成了侠义之举，西门庆的兽性大发成了阳刚之气，孔乙己的迂腐邋遢那是性情中人……反正文人大多自恋成癖，最不缺的就是表扬和自我表扬的溢美之辞。
看来，文人的邋遢不叫邋遢，而叫潇洒，误导很多文学青年，常常将酒鬼和文学庸俗化理解，混为一谈，拿肉麻当有趣，拿夜壶当偶像，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可以说，酒是中国文学的“摇篮”和“发酵剂”，没有酒就没有中国文学。林语堂先生在《谈饮酒与酒令》一文中说：“酒在文学上比别样的东西有更重要的贡献，它与香烟一样大大有助于人类的创造力。醉的人似乎是很自得的，在这个时候，人类介于事实与幻想间的创造力，便比平常更高了。”是的，仅从中国文学名家之作中，略加筛选和演绎，就足够写一本《中国酒文学史》了。直接“咏酒”或者“以酒咏物”的文学作品，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面有30篇，即占1/10的篇章提到酒）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几千年来，酒气冲天。
除了文学，书法、绘画、武术等中国艺术都和酒密不可分。郑板桥的字画极难得到，于是求画者拿美酒“贿赂”，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这把戏，但他就是耐不住美酒的诱惑，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
至少，中国“诗歌大国”的称号是酒为我们赢来的。但我以为，这不是中国文学的骄傲，恰恰是中国文学的耻辱，至少是个误会。这样的称号，和服用了兴奋剂获得金牌或者吃了“伟哥”俘获芳心没有本质的区别。拿今天的一句法律术语，那叫“不正当竞争”，赢得很不光彩。我以为，林语堂先生的观点只是点到而止。酒的核心是什么东西？是酒精，学名乙醇，它的作用，在于刺激感官，使人兴奋，思维活跃，发散，甚至使饮酒者的意识在酒精的作用下，脱离肉体的物质性形态，飘飘欲仙，产生“升华”幻觉，获得短暂的“绝对自由”，这时候，一堆堆零乱的意象或者意象碎片像闪电一样曝光、迸发、掠过，很容易形成一幅幅奇妙的“意象蒙太奇”现象，恍若梦境。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条件反射，任何人喝了酒都会产生，只不过，只有识文断字的读书人才能够用文字把这种瞬间的“意象蒙太奇”捕捉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