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中定点屠宰的制度下，只要控制了屠宰点，就控制了本地猪肉的货源，也就控制了当地猪肉市场，就有了坐地起价的暴利空间。
据新华社报道，广东警方刚打掉一个涉黑组织，当地猪肉价格很快就下降了——江门新会蒋某达等人欺行霸市、控制垄断猪肉买卖市场，导致该镇猪肉价格每斤比市场价格高5至6元。逼得当地老人每天要坐20分钟公交车，到邻镇的菜市场购买猪肉。无独有偶，山东日照市纪委近日也打掉一个垄断生猪屠宰市场的黑社会组织保护伞，使当地猪肉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一。
基层黑恶势力与背后保护伞，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通过“地下执法”等暴力手段，欺行霸市为祸一方，看似是电影中的虚构情节，却是我们身边的真实存在。最近，各地的扫黑除恶行动，打掉了很多类似基层黑恶组织，背后无一例外都有权力寻租和保护伞的包庇、纵容；而在这些几乎快要被说烂了的雷同情节背后，比较令人意外的是，猪肉屡屡成为基层黑恶势力下手的领域。
为什么基层黑恶势力想要控制肉价？大体因为吃肉是民生所需，控制了肉价自然就能大赚黑钱。因为有财可发，所以想要控制肉价，这是诱惑所在。但我们也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基层黑恶势力总能够控制肉价呢？毕竟是市场经济了，物流又如此发达，想要控制某某物价，光有暴力光靠蛮干，也不一定就行。
但梳理相关新闻不难发现，基层黑恶势力控制地方肉价的主要办法是：豢养打手，勾结地方官僚，成立“地下稽查队”，通过非法查扣、查封其他销售商的猪肉，要求猪肉零售商必须到自己那里批发猪肉，从而达到垄断目的，控制猪肉市场，哄抬猪肉价格。这里面，除了暴力手段，权力寻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猪肉渠道本就单一，控制起来十分方便。
从1997年开始，我国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外，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这样做，是为了加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猪肉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因为，过去常有加工销售病死猪，或者猪肉注水等等违法行为，集中定点屠宰比较方便管理。这样的制度设计，从保障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或许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效的。
只不过，这么多年运行下来，基层黑恶势力似乎也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因为是集中定点屠宰，只要控制屠宰点，就控制了本地猪肉的货源，也就控制了当地猪肉市场，就有了坐地起价的暴利空间。这可能是实行定点屠宰制度意料之外的“副产品”。但问题既然已经出现，就得从制度层面去思考，而不只是就事论事地满足于打掉某个基层黑恶势力团伙。
我们要食品安全，但也不能不管市场秩序。老人为了买便宜猪肉，每天得坐20分钟的公交车去邻镇，那些实在没时间折腾的，当然就只能挨宰了。如何避免定点屠宰制度，沦为事实上的货源垄断与价格垄断，终究恐怕还得依靠市场的力量。要规范生猪屠宰，在有效的行政监管之外，基于自由竞争的市场调节，也不应缺失。无论如何，一些基层黑恶势力屡屡总能控制肉价，也指出了定点屠宰制度的问题病灶，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