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上午9时30分，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举行。这样的会议每逢双月都会召开，目的是审议由政府提交的亟待草拟或修订的各种条例，以便填补法律空白或漏洞。这次的审议重点是与市民关系密切的《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
会议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丘海主持，一般宣读完会议议程后，他会询问大家对此有何意见。这只是一种惯例，从来没有人在这一环节发出过异议。但这一次，他看到坐在左边最后排的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郑学定举手示意。
“这个条例既不能体现深圳特色，处罚的标准比国家还低，建议取消列入议程，退回去重新起草！”这位以较真、敢言着称的知名人大代表站起来，又从创新不够、没有突出深圳特色、问责缺失等多个方面对条例提出批评。与会人员都有些惊讶，一些人回头看去，见到“郑代表目光锐利，面露愠色”。
“根据规定，需要四名以上常委会组成人员附议，动议才能生效。有人附议吗？”在郑学定陈述完毕后，丘海当即受理了请求，并询问其他委员。由于状况来得突然，在随后的一段等待时间中，动议最终因附议人数不够而未获通过。
但这如同一颗投向湖面的小石子，波澜并未因此平息。在当天下午的分组审议中，缓过神来的委员们对条例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并高度认可郑学定的意见。“我们都觉得这个条例如果拟得太草率，还不如不立。”28日，郑学定在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透露，未来一个月将加班加点，自己也起草一份条例草案，就其中一些核心部分进行草拟。这一做法已获得人大方面认可。
■对话
动议发起者郑学定：
事关食品安全，要用最严苛的处罚和问责
■名词解释
动议，指会议中临时提出的议题。根据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动议，须经四名以上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附议后，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每次会议都赋予了委员提意见的权利”
南方日报：动议权在深圳人大常委会历史上是首次使用，你是如何了解到这一权利的？
郑学定：其实我提这个意见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使用了动议权。虽然我当代表很多年，但当人大常委会委员是第一次。我只是注意到每次会议，主任主持时都会说“大家对议程有何意见”，我就想这应该是赋予了委员提意见的权利。
会上我明显感觉到主任确实给了委员充分的权利。因为在我提出后，主任就像其他委员解释了“动议”的规定，并征求了委员们的意见。看到没人附议，经济工委主任又解释了一次。但很遗憾，最后还是没有获得附议。
南方日报：那你为什么想提出“退回去重新起草”的建议，这在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中，是极少见到的。
郑学定：导火线在哪里呢？今年1月，人大常委会曾召集我们十几个比较关注食品安全的人大代表开会，就是讨论食品监管部门交上来的条例草案。会上一致的意见就是，觉得立得不太好，希望这个草案推倒重来，人大常委会也给他们提了很多意见。我认为至少回去应该修改一下，所以这次看到要首次审议，我还很高兴，在代表群里给大家说这事。结果，会议前一周拿到条例草案，我逐条比对后，发现一个字都没改，只是在后面作了一个说明。在食品安全这么严峻的时候，怎么这样做，我实在想不通。
你看人大经济工委给出的初审意见，提出“创新性不够、操作性不强、处罚措施不严”也是写得很严重。至少在我看到过的别的条例初审意见中，没见过这样（严厉）的。
“国家法最高罚30倍，这个条例还停留在20倍”
南方日报：这个条例草案中，哪些内容让你觉得很不满意？
郑学定：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体制问题没理顺，一头猪几个部门管，但是都没有管好，大家都管，大家又都不管。
二是解决当前深圳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措施，没有体现出来，这是我最核心的质疑，包括抽检、追溯制度、食品安全标准等。而供港食品为什么安全，就是这些环节做得好。深圳是一个食品输入型的城市，九成食用农产品和生猪都来自外地，所以抽检非常重要。再比如，食品安全标准也太低。国家一直鼓励各地方、各企业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标准，市长也多次提出深圳一定要建立自己的食品安全标准。不要说国际标准，能不能先向香港标准看齐？但条例草案在这方面也是轻描淡写。追溯制度和食品安全信息系统不建立起来，就抓不到解决问题的本质。
三是处罚力度太轻，违法成本太低，还不如国家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国家法里最高罚款金额已提高至货值的30倍，而这个条例草案还停留在20倍。
四是问责内容极少。国家法里有12条都涉及到监管方面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和第三方机构，都很严格。但我们的条例只在倒数第二条简单说了几句，而且食品监管部门都没放在问责的第一位序上。
南方日报：如果这些条款制定出台，可能出现哪种后果？
郑学定：我觉得这个条例草案拟得太草率了，深度不如国家食品安全法。要结合深圳实际写出有操作性的措施，否则还不如不立。因为国家的食品安全法被认为“史上最严”，已经制定得非常详细。原本再设立地方的条例，是为了更有可操作性，更细化。但现在这样，只要严格执行国家法，状况都会比草拟的这个条例要严格，要好。
“深圳是食品输入型城市，监管复杂很多”
南方日报：一些代表审议意见和人大初审意见都提出“草案没有突出深圳食品安全监管特点”，你认为当前深圳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是什么？
郑学定：第一，深圳是食品输入型城市，这种监管复杂很多。从这个角度，我们有时还不如其他城市，因为很多城市不需要外供，只要把自己的蔬菜、生猪基地管好了，或者农药使用管好，就行了，监管相对容易。
第二，深圳的高端食品相对安全，但中低端的非常令人担忧。前两个星期，我组织了12名代表对小作坊、小摊贩进行明察暗访，特别是城中村、街边卖的。一名代表吃完小摊贩的东西后，不到半小时就晕，后来还吐了。深圳那么大的人口结构，有多少人能一直买高端食品啊。
面对这两个特点，深圳怎么监管？只能是靠抽检、追溯、提高准入门槛，才能总体向好。
南方日报：你认为条例草案要怎样制定，才能有效监管食品安全问题？
郑学定：我会用一个章节来写抽检。抽检样本要反映总体特征，抽样要分类进行，样本分布要科学合理。当我抽到有问题时，追加抽样。比如，我在龙华某个街区抽检到不合格产品，那就要加大对这整个片区小超市的抽检，样本量要放大。这是一种动态抽检。
再比如，现在条例草案里的准入门槛几乎就是没有门槛，如果我们规定“没有建立追溯体系或者没有建立台账和记录制度的食品单位，一律不准在深圳生产和销售”会怎么样呢？还有处罚这块，罚几千块的都要拿掉，至少都要几十万。国家法里最高罚款金额已提高至货值的30倍，那深圳能不能再提高到35—40倍呢？还有食品信息系统的建设、信息的公开等，都要有可操作性，不要口号式的。
南方日报：条例现在进入到审议程序，你和其他委员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郑学定：对食品安全要用最严苛的处罚、问责和标准。常委会的委员一致认同这一看法，因为这涉及到每一个人和子孙后代。有个委员甚至说，要把这部法制定成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个条例。还有委员提出，自己花钱，请专家来制定。同时，因为动议最终没有通过，委员们说在微信上建个群，以后提前沟通。
这个事情因我而起，我想在未来一个月加班加点，也起草一份，起码把重要的部分、有操作性的措施写进去。
南方日报记者 张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