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国家发改委宣布废止《食盐专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被解读为审批权力下放，但无关食盐专卖的破局。
虽是如此，吹皱一池春水，也是极好的。
盐业改革，延宕多年。食盐专卖，竟可追溯至春秋。管仲向齐桓公提出“官山海”，即专营山海资源，主要对盐实行国营，利出一孔。管仲粗算，齐国据此一年可获6000万钱。从此，官盐制度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的不二选择。及至汉武，在桑弘羊的建议下，实施盐铁酒专营，大规模地与民争利。汉武之后，举行了着名的盐铁会议，废除铁酒专营，部分放松盐业专营。这种松弛状态一直维持到唐朝安史之乱，此后食盐专卖再度强化。有“官盐”就有私盐，这也是与经济学规律相吻合的。凡有管制的地方必然存在走私和黑市。而那些写入章回演义的着名私盐贩子，也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吊诡人物。唐朝强化食盐专营，结果被私盐贩子黄巢攻破长安，一如大量裁撤驿站的明朝，最后被下岗驿卒李自成抄了老家。
在中国古代，囿于生产力的不发达，食盐既是必需品，也是稀缺品，食盐专营，政府可获得巨大的财政收入，所谓天下之赋，盐利居半。而长期将“重本抑末”奉为国策的各朝各代，借着食盐专卖打击“土豪”和工商阶层，也是题中之义。
今时不同往日。食盐还是必需品，但不再是稀缺品。食盐的产量巨大，大到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不足一毛。然而食盐仍是我们进行专卖的两种商品之一，另一个是烟草。食盐曾与各种粮油副食一道，都是凭票供应，仍得不到满足。后来，各种粮油副食都放开了，交给了市场，供应充足，皆大欢喜。食盐仍被专卖制度供养着。国营加专营，价格高，质量差，效率低，从古至今，自西向东，没有一个例子不是如此。
事实上，任何一种必需品，满足需求的可靠途径就是交给市场。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的我们，对此应该深有体会。粮食交给市场，市场就养活了我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其名着《贫困与饥荒》中指出，饥荒不是因为没有食物，而是无法获得食物。饥荒是因为获取食物的权利失败造成的。贫困其实就是一种权利的失败。食盐专卖，就是不把食盐的生产和销售权利交给市场，造成资源的浪费。而这些被浪费的资源，原本是可以让我们过得更好。
食盐专卖2500多年的历史何时终结，据媒体报道，最快也要到2016年。这一肇始于封建，绵延整个帝制时期，直至连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道关口的“古董制度”，已无力纾解财政困难，更是与市场精神格格不入。这一精神，我们甚至不用去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已有类似表述，政府对待民间商业活动，“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