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李国鹏
随着“毒胶囊”事件的持续发酵，目前进入公众视野的不仅仅是由“皮革下脚料”做成的工业明胶卖给药用胶囊生产企业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医药原材料采购、技术检测、生产、流通、招标、监管、地方政府等整个链条的问题。虽然公众并不完全清楚这整个链条中各个具体环节的背后故事，但毕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对此还是做了“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及使用铬超标胶囊生产劣药案”的定性。
生产劣药案，这是个老话题，尽管如此，但资本市场上的反应还是很强烈，医药板块更因为上市公司通化金马(4.34，0.04，0.93%)的“榜上有名”而生风波。在机构及相关人士看来，事件有望催生我国药辅产业新的监管机制，使得大量化工厂、食品生产企业、药辅产品生产企业退出市场，从而为具有药品生产许可证的相关药辅产业股获得更为广阔的产业空间。
不过，要提醒投资者的是，愿望终归是愿望，并非所有具有“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产品都靠谱，事件中的大企业修正药业就是一例。同时，媒体对于相关上市公司的原材料来源也提出了质疑。因此，对于生产劣药案很有必要再翻旧账，而旧账背后深藏的是体制之“毒”。
医药产业政策致使劣药泛滥的链条延伸。资料显示，1985年以前我国只有约1000家药厂，1995年猛增到6300家，目前仍有4000余家。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药品生产企业引发了各种不正当竞争，进而带来劣药泛滥。伴随着1998年的GMP强制认证政策实施，我国医药产业资源浪费的恶性循环链条开始形成。 2006年药监系统接二连三的腐败案就是最好的例证，其背后折射出的是药品生产企业规避监管、偷工减料、违规操作等行为。
可以想象，在医改新政下，市场的大扩容对医药辅料产业的发展有着强大驱动作用。在此背景下，药品辅料相比于药品，一个显著特点是进入门槛低、技术难度不高、投资要求不大，而利润回报却很可观。于是，进入者越来越来多，一多就乱。从媒体报道来看，在整个空心胶囊产业链中，由于食用、医药明胶价格相差非常大，而生产明胶所需要的猪牛皮、骨原料又非常紧缺，再加上恶性竞争，明胶生产厂家便开始寻找廉价的替代品，致使工业明胶流入医用胶囊。
招标“唯低价论”再次给了投机者“机会”。应该说，药品招标的“唯低价论”招商模式在某种程度上恶化了药品的安全事故，为不法分子牟利提供了“机会”。部分省份不少品种的中标价格明显低于品牌企业购买原料药、包材及辅料等必需成本，被认为是此次生产企业通过采用有毒原材料等非正常手段来牟取暴利的根源之一。
本来，空心胶囊市场供大于求，在原料成本的巨大差别下，一些不良企业，为暴利铤而走险。于是便有了造劣、卖劣的专业链条出现。更应该谴责的是，此次事件中，上市公司、大型药企也出现了辅料问题。
与造劣、卖劣的专业链条对应的是法律法规的弱化。空心胶囊以前是按药包材管理，近年才划归辅料管理，在《药品管理法》及《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对药包材的监管要求比较明确，而对辅料的要求相对较弱。在2010年版 《中国药典》中，有关方面完善了对胶囊用明胶的详细规定，并制订了一些新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版标准中对于“明胶空心胶囊”有七大详细要求。而此次事件却表明了《中国药典》对“明胶空心胶囊”规定的苍白与无力。
监管流于形式、以“罚”代管也是积习已久。在企业社会责任、诚信尽失，商业道德严重缺乏的当下，如果再靠行业自律、企业自律来进行对辅料的质量监管已是痴话。那么，从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来看，“无利不跑”、“脚软难跑”等现象长期存在。业内知悉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模式，更加容易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带来责任认定模糊、相互推责等问题。
更为常见的是“以罚代管”。媒体报道称，浙江新昌县华星厂与卓康厂因管理混乱，屡屡被查出使用劣质原料等问题，几乎每年处罚5次以上。但这两家企业仍能支撑到事件案发时。
再如，工业明胶的生产集中地河北阜城县早在2004年就被曝光，8年之后再次出现同样的问题。这表明了什么？地方政府及官员纵容的结果。不难理解，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等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性，但当为此而不惜一切手段时，政府的职能和行为难免被“扭曲”，直接的后果就是影响了食品药品的监管，使企业更加肆无忌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