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近日，有媒体对中美（以北京和纽约为例）物价进行了比较，认为国外品牌的普通消费品，在北京的确比纽约略贵，但市内公共交通以及涉及人工、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纽约明显比北京贵很多。
但该比较并未列入恩格尔系数、房价与医疗价格，尤其是这些消费所占收入的比例，北京显然是一个高支出的城市。而且光看表面数字，北京的公共交通、服务业物价确实要比纽约低很多。就高档的品牌服装而言，两地价格或许也相差无几。但在两地购物，顾客承受的风险依然是不同的，比如同一品牌或者服务，在中国的质量低于美国的概率无疑很大。
即使不比较，人们通过自身切实感官也能轻易得出结论，中国普通民众的恩格尔系数相对较高，收入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依然较高，食物价格的不断上涨又是有目共睹的。据相关数据，中国农产品(14.15，0.00，0.00%)物流环节的损耗平均比例是 30%，而美日等国则为3%或更低。这其中，主要成本是高收费与罚金、过路费、高摊位租金、入场费等。与之相对的是，民众的收入增加计划一直未能有效实现。中国高物价的成本推动特征也很明显，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资源价格重估等因素，都与高物价密切相关。
那么，到底市场经济的好处都去哪儿了呢？坦率地说，上游生产环节的市场化程度之高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各种农产品与菜肉类供应、电器服装生产等，但是到了普通民众手里时，这些产品已经能够被层层加价。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奇特的图景，上游生产商赚不到钱甚至面临亏损，而普通民众却承受高价格。不得不指出的是，近年来垄断国企向社会分红的计划一直没有实现。在很多产业方面，政府定价依然主导着市场，政企边界模糊的代价最要普通消费者来承担。
衡量不同社会物价带给人们的影响标准，并不在于比较一条牛仔裤、理个头发、坐趟公交车谁便宜谁贵。问题的根本在于，这些数字并不能有效代表不同社会中人们面临的交易成本分别是多大。须知，人们基于自身应有的一些权利在社会各项活动中进行交换与合作。人们的合法权利越多，互相合作的机会就越多，就越有机会得到更多好处。但是，一个社会如果有过高的交易成本，就会抑制这种活动并减少人们的好处。
因此，人们藉此希望政府能够有效界定、保护人们的应有权利，并减少交易成本。人们需要减少的交易成本，既包括那些诸如不合理的物流费、入场费、摊位费等，也包括各种中间环节的政府定价，更包括权力腐败带来的交易成本。这些各式各样的成本，徒增了普通民众所要承受的各种商品价格，也损害了他们的福利。而且，如果相关部门未能及时有效界定和保护民众权利的话，将会为整个市场增添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即使用相同价格购买的产品，人们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不同的，比如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