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埃及的西红柿、中国的大蒜和巴基斯坦的面包价格，都接近了历史最高水平。通胀之痛在全球蔓延。近来，有媒体发现，在繁忙的深圳罗湖口岸，多了很多去香港购物的深圳人。他们大包小包背回来的，不是名牌衣服或者化妆品，而是油盐酱醋、洗涤用品和婴儿奶粉等日常用品。（11月7日《新京报》）
从昔日香港人北上“扫货”到如今深圳人到香港“打酱油”，深港之间的客货流流向尽管发生了逆转，但其背后的经济逻辑却都是“图便宜”。报道显示，依据目前港币对人民币的汇率，一瓶500毫升“李锦记”生抽酱油在香港的售价折合人民币为5.95元，而在深圳超市的价格是6.6元；深圳鸡蛋已涨到9角一个，而差不多大小的鸡蛋在香港23港元就能买30个，折合人民币不到7角一个。
应当看到，与深圳相比，香港在“控制物价”上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劣势：一是工资水平高，人力资源成本高于深圳；二是香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极高、已连续16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港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市场，商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投机行为更难控制。因此，香港“控制物价”的难度更大。当此语境，在深港两地位置相邻、商品运输成本基本相当的情形下，香港基本生活物资价格应当高于深圳才合常理。
香港在“控制物价”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港府在调整利率和银行准备金率等金融措施之外，还有一套成熟的应对通货膨胀的行政措施。首先，香港特区政府虽然不直接干预市场运作，但却通过向居民发放补贴和减免税赋的形式将相当大一部分通胀压力承担起来。这样，既维护了市场的正常运行，又减轻了居民基本生活的压力。需要说明的是，港府发放补贴的范围比大陆要宽泛得多，有时甚至是面向全体居民。据报道，2008年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港府除了给相关弱势群体额外发放一个月的社会救济及伤残津贴之外，还给全港每户住宅补贴1800元电费、给每位月薪不足1万元人士的退休金账户注资6000元、给每名65岁以上老人发放3000元津贴、宽免全年75%的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以使所有香港居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其次，针对商家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问题，港府建立有完备的市场监控机制，每天都会在网上公布当天主要生活物资的供应数量和批发价格，并预报次日的供应数量，从而提高市场透明度，避免居民产生恐慌。一旦某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波动异常，港府就会启动相关调查程序，约见进口商、批发商、交易员及零售业界代表，以确定是否有人操纵价格。一旦确定有人操纵价格，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倾家荡产式的重罚。
“深圳人到香港打酱油”，只是大陆近期物价快速上涨的一个缩影。物价过快上涨，是难以承受的民生之痛。在物价高涨、社会各界通胀预期增强的当下，“控制物价”已成我国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采取再次加息等金融措施之外，港府在“控制物价”方面的一些行政措施值得我们借鉴。比如，针对低收入人群的救济计划、针对全民的增收计划和减税计划等不宜再拖、应尽快出台；又如，针对哄抬物价等投机行为，相关监控、调查、处理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等等。（瞿玉杰原题：深圳人“打酱油”到香港，“控制物价”不妨学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