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近日会同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启动了猪肉价格下跌调控三级响应机制，在部分地区开始收购国产冻猪肉。
寒冬中苦撑了近1年的生猪产业，终于触到了温暖。这个消息虽然来的稍迟了一些，但其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尽管收储的量不大，只占我国猪肉市场的一小部分，但由于它在心理上稳定了养猪户的情绪，一些地方的猪肉价格已开始回升。
不可否认冻肉收储的积极作用，但在目前看来，它的主要作用还是体现在预期上。如果生猪的供应量没有下降，收储后的猪肉迟早要放出来消费，到时猪市可能还会陷入低谷。因此，猪肉价格要真正走出“大涨大跌”的怪圈，还需要跳出猪肉来考虑猪肉的问题。
猪肉价格的暴涨暴跌，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则，我国养猪业一直处于分散无序的状态。当价格上涨的时候，大家都一窝蜂地加入养猪业，直接的后果就是供过于求、价格下降，而一旦价格下降，很多养殖户开始亏钱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杀掉种猪、割肉离场，从而导致新一轮的供不应求、价格上涨。
二则，养猪的管理体制政出多门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比如现在养猪农民、企业养猪，为农业部门管；生猪屠宰粗加工又归商务部门管，这样的分割不符合经济规律。多头管理导致各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预警机制不健全，从而使得相关的调控政策措施滞后。
三则，长期以来对“三农”投入太少，对三农问题重视依然不够。与此相对应的是，对农村的政策也往往是缺乏连续性和前瞻性。“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整体的思路和前瞻的考虑。比如，我们可以看到，猪肉价格一旦开始上涨，就开始想办法压价，鼓励养猪；而两三年后猪肉价格下降了，又简单地采取办法让农民少养。
猪肉价格要想彻底走出大起大落的怪圈，就需要从猪肉之外求解猪肉难题，站在更高的角度来破解这个难题。
多数人都要吃肉这个现实，决定了养猪业是个不可消失的产业，而其规模和利润则是非常有限的。此外，养猪业受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很大，尤其是疫病的影响。由于养猪户的分散性，猪肉在市场上很难形成垄断效应，加上养猪户缺乏话语权，一旦遭受价格下跌，只能默默忍受。
实际上，猪肉作为一种农产品，和稻谷、小麦等大宗农产品具有十分相似的特点。这些农产品要想卖个好价钱，其真正的出路在于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在这方面世界上有成功的模式可供我们借鉴。比如像美国、澳大利亚、欧洲，他们就是通过公司加农户的形式，最终对猪肉实现工业化的生产。
而要让中国这些农产品真正实现工业化的生产，绝非是短期能够实现的。我国农业人口太大，要实现规模经营，就要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当前，我国具备这样条件的地方太少。
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去，就要进一步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使其吸纳更多的农民进城。国家应该拿出更多的钱用于进城农民及子女的教育、就业、培训、社保、医疗等，使其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此外，应进一步放宽户籍制度，为农民进城镇清楚障碍。
在大多数农民进城还不现实的情况下，我们应采取多种形式，把农户小规模的分散生产和经营与市场有效地联结起来，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建立经销商和生产商与农业生产者的关系，建立社会资本投资农业设施的完全产权法律平台等。
目前在一些地方已经成立了很多农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可以帮助农民闯市场，在市场竞争中维护自己的权益。在生猪行业，是否也可以多成立类似的行业协会呢？
近年，外来资金进入养猪行业甚多，如2008年的“高盛养猪”、2009年的“丁磊养猪”。同时，养猪产业上下游的企业及养猪企业也纷纷加入养猪业。外来资金的进入，无疑可以加快养猪业的工业化进程。各种商业资本的加入，养猪巨头的扩张带来的产业整合变革成为养猪业发展的必然，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在资本进入的同时，我们要考虑加大对农民的补贴。
从农业与国民经济关系角度看，政府应适度调整“重工轻农”的战略；在我国资源分配格局上，应考虑农业的基础设施投入；在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上，也应充分考虑，农业是向工业和城市长期提供廉价原料和食品的工具，对一部分农业产品放开市场，用市场机制将一部分社会经济增长利润调节给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