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如今这个年头已经不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谁还会认为老百姓需要政府供养才能生存，他们完全可以养活自己；恰好相反，政府是由百姓供养的。但是老百姓供养政府究竟为了什么？虽然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市场交换为自己和家庭提供足够的油盐酱醋米，但是社会还是需要政府做许多事情。最近的三鹿奶粉事件表明，如今粮食、蔬菜、肉类的供给都比计划经济时代大大丰富了，但是食品安全却大有"今不如昔"之感。老百姓不缺吃的，但是吃的、喝的、呼吸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显然，人不仅需要食物，而且需要健康与安全的食物；如果政府不能承担起保障食品安全的责任，那么一点都不危言耸听的是，中国未来将面临新的生存危机。
其实，食品安全问题早在奶粉事件之前就已暴露，只不过这一次，全国上下触目惊心的大批婴儿患者终于触动了我们的神经而已。它提醒我们：哦，连牛奶都不能喝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吃着、喝着、呼吸着让人不放心的东西，只是没有办法不吃不喝而已。我们不是食品卫生专家，没有足够的知识鉴别什么是毒蔬菜、毒大米、毒猪肉；即便食品专家也很难用肉眼分辨正常食品和有毒食品，而他显然不可能每次都带着整套检测设备去菜场或超市买菜。只有在平民百姓无法保护自己时，才需要政府出面履行职责。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主旋律是市场经济，也就是政府指令和限制越来越少，老百姓的经济自由越来越多。但如果认为市场经济就能自给自足、政府就可以甩手不管，那显然是大错特错了。任何体制都有自身所不能克服的"盲点"，市场经济也不例外。别的不说，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假定是消费者对产品拥有充分信息，知道产品的优点和问题。但是奶粉事件告诉我们什么？假如广大消费者知道三聚氰胺对人体有害，假如他们知道三鹿奶粉掺加了过量的三聚氰胺，哪还会有那么多婴儿得肾结石呢？一个普遍的市场现象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不可能作出理性的自由选择。
当然，经济学家或许会说长期建立起来的企业信誉是产品质量的可靠保障，但是奶粉事件否定了这种主张。事实上，三鹿本身就是"国家免检"的"名牌"产品。奶粉掺加三聚氰胺的劣行曝光之后，三鹿信誉确实一落千丈；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肯定不会有人购买这个品牌的奶粉了。但是除了昂贵的进口奶粉之外，消费者有其他选择吗？不仅三鹿，光明、蒙牛、伊利等全国驰名品牌也都不同程度存在同样问题。如果不计后果地压低成本已经成为全行业的潜规则，市场上充斥着结石奶粉，那么消费者即便知道其中的风险也无可奈何，就和我们知道大米、蔬菜的毒素可能超标而不得不继续食用一样。更何况如果每次都要等到成千上万的婴儿受害之后才能考验产品的"信誉"，建立信誉的市场机制未免成本太大了。
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供养政府？人类之所以建立国家，无非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幸福离不开自由。大凡普通人自己就能做的事情，政府没有必要因而也不应该插手。譬如三鹿选择生产奶粉而不是自行车，完全是它自己的事情；消费者是否选择三鹿奶粉，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然而，幸福也离不开必要的保障。我们没有必要神化自由，然后又因为自由不受控制的后果而放弃自由。毕竟，自由的人也是自私的；如果没有外在监督并迫使其承担后果，那么自私的人往往是不计他人后果的。如果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无法克服自由所带来的危害，那就只有依靠政府通过法律限制自由，为我们保障某些个人所不能保障的基本物品，譬如奶粉的质量及其准确信息，并通过有效的执法防患于未然。市场有能力生产和消费食品，但是没有能力保障食品安全，因而不得不依赖政府监管，而人民之所以供养政府，正是期望在这种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政府保护。简言之，市场的失灵即意味着政府的责任。
因此，我们可以谴责三鹿乃至整个奶业集团的"黑心"，但是我们更不能忘记质问的是：政府究竟在哪里？为什么总是要酿成震惊全国的大案，政府才出面？奶粉问题解决了，还有多少食品安全隐患存在于庞大的中国市场上？即便免去了质检总局局长和石家庄市委书记的职务，目前的食品卫生执法体制是否能承担为13亿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任？如果不能从制度上保证政府对人民负责，重新确认并承担起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如果不能学习和借鉴欧、美、日等法治国家以及港台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而从根本上重构中国的执法体制，恐怕没有什么能保证三鹿奶粉的悲剧不会重演。（作者系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