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具体规则无论如何修改，都万变不离其宗，一定要建立在公正、公平、诚实守信、尊重产权等基本规则的基础上，而一旦离开了这些基本规则的遵守，那么任何对规则的所谓改变一定会带来祸害，而且是害人害己。
至于国家的作用，则是尽量维护这么一个可以公平、公正、健康的商业游戏平台，而不能为一时之利或一己之利去放任中国商人践踏规则，破坏规则。姑且将商业竞争想象成一场孩子的游戏，那么我们一定要清楚，胜利固然重要，但游戏的可持续性更加重要，它是我们有可能取得游戏胜利的前提。如果我们不择手段地去赢得胜利，那么我们的成功一定是在沙滩上建大楼，最终必定输得一塌糊涂。原因很简单，“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从此以后，就不会再有孩子和我们玩游戏了。因此，聪明的家长既不会鼓励投机取巧，也不会偏袒自己的孩子，真正有远见的家长总是鼓励孩子研究规则，学习规则，并且借助于规则去取得成功。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
中国企业要学会国际化生存
合作的基础是信守诺言，没有合作双方对诺言的信守，任何合作都不可能维持，即使维持也不可能长久。再好的合作也难免产生纠纷。重要的是，纠纷产生之后，双方需要秉持诚意进行协商，平等主体之间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就是协商。当然，协商并不排除据理力争，但更多的情况下需要妥协。纠纷发生后，双方从策略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一向低调的宗庆后高调亮相，通过多种媒体疾言厉色地指责达能居心叵测，当初的合资协议是达能“精心设下的圈套”，“现在再不亡羊补牢进行补救，将会有罪于企业和国家！”呼吁要站在维护国家安全、民族品牌的高度上来与达能斗争。这种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方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相反，达能则表现得较为理性，在娃哈哈将纠纷公之于媒体后，被迫发表声明以澄清事实，宗庆后一方“组建非合资企业，未经授权使用合资企业拥有的娃哈哈品牌以及原产品配方，进行大量的生产销售活动”，是“公然违背双方合作协议，违背公司法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达能集团作为大股东的利益，同时也损害了杭州上城区政府，以及娃哈哈企业员工作为股东的利益”。达能表示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但同时也说已经做好了启动全面法律行动的准备。
不过目前可以肯定的是，问题的根源在于商标使用权协议，宗庆后已经公开承认违反了协议，但是却认为自己是“中了圈套”。如果仅仅从这一点看来，虽然我们可以对宗庆后的境遇表示同情，对娃哈哈的遭遇表示惋惜，却不能以法律理由出面制止达能的收购行为。总之，国际经济是一个规则的世界，我们只能在规则的框架之内寻求发展，却不能无视规则，甚至是破坏规则。那样难以生存，更遑论发展。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国家安全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目前，与外资并购相关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已经超出敏感行业的外资控制和垄断界限。毫无疑问，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在美国现有的产业当中，美国企业是最有竞争力的。美国是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对外投资大国。然而，美国又是国家安全意识最强的国家，在外资并购问题上的国家安全范围最为宽泛。家电行业在美国无疑是充分竞争行业，但海尔并购美泰失利，根本原因是担心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反而公然违反美国反垄断法，让已经占有市场份额15％以上的惠而浦公司收购了美泰。中海油收购尤尼克的石油资产几乎全部都在美国国土以外，但是因为同样的所谓安全原因遭遇失败。
诸如此类的事件不断发生，终于唤醒了中国人对外资并购影响国家安全的意识，因此才有了凯雷徐工并购案惊动朝野的场面发生，才有了中国政府关于外资并购的相关规章匆匆出台。
饮料行业在中国的确是充分竞争行业，看似也不算敏感。但是，达能－娃哈哈从合资到目前进入到并购阶段的纠纷，恰恰经历了中国外资并购业务从无到有、政府管理从空白到建章立制的阶段。达能与娃哈哈的纠纷充分反映了国人对本土知名品牌的保护、对外资垄断的数量指标确定、对外资并购的法律建设都处于意识觉醒状态，规制不健全。这个案件的出现，是必然的，而且不是一件坏事。对进一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建立健全外资并购的法律体系是有意义的。
我们不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改革开放是国策，是我国取得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的根本动力之一。但是，经济全球化是一场利益的交换，这场大规模交易同样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而挑战的关键点是如何适应规则、利用规则、建立自己的规则、并用规则抑制规则。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开放带来的就不仅仅是风险，而是损失。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