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宗庆后带着他的娃哈哈，与他曾经的伙伴法国达能彻底翻脸。目前，双方对垒似乎势均力敌。而作为壁上观者，我们得以抛开利益的约束，用纯粹商业与资本的智慧，重新解读博弈双方的得失与策略高下。
达能“滑铁卢”只是时间问题
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外合资企业中，从合资关系建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公平因素。个中缘由，可能跟我们对西方人的盲目崇拜态度有关。这个不正常的“正常现象”，也发生在了1996年～2006年的娃哈哈。正是这个开端的不平等，孕育了以后的所有矛盾。
而如果我们研究达能中国快速消费品业务的商业模式，就能清晰地看出它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一个由试图创建自主企业，逐步向收购本地强势企业转变的商业模式变化。
在十年前，达能就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它除了钱和名气，在中国似乎没有别的什么了。至少，达能无法适应中国式的“市场自由竞争”。早在1993年，达能就凭借投资一家广东的中小型酸奶厂，进入了中国。然而，在中国它的表现更像是一条海水鱼游进了长江——它适应不了这里的竞争环境和文化背景。我们知道它，只是因为它有从法国继承过来的高端牛奶制品的品牌优势。证明其品牌优势并没有转化成生产力的最佳的证据就是，这些年来，光明、伊利、蒙牛取得的市场成就都远远超越了达能，后者只能依靠收购这些公司的股权，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显然不能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背景，更加接受创业者的英雄故事，而一贯鄙视权贵子弟依靠祖宗的积蓄来维持优势。
更糟糕的是，这种靠收购本地中国企业的股权换来的行业优势地位，从诞生之日起就孕育了两难的矛盾——收购坏企业得不偿失，收购好企业会遇到反叛。那些优质的快速消费品行业的中国企业，无一例外都是由某个创业者一手打下来的天下，这些创业者会像父亲爱惜自己的小女儿一样关心企业的未来，把企业交给任何水平不如自己的人，他们都不会放心。
一旦意识到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就能知道，除非达能心甘情愿地做不问经营的太上皇，否则它与被收购企业创业者之间的矛盾迟早有一天会激化。今天的宗庆后如此，将来的牛根生，说不定也会如此。
今天，达能亚洲的领导人只是抠住与娃哈哈合资合同的有利条款，强调自己的合同法理优势。然而，如果他的爷爷辈的法国人还健在，一定会提醒他，现在是放下合同，重新谈判利益分配格局的时候了。今天的这一代法国人，已经忘记了实力决定游戏规则的古训，忘记了自己今天能有合同法理优势的真正原因，正是他们的爷爷曾经用血汗和战争颠覆了更早的合同法理优势，创造了今天的法国跨国公司和国际品牌。而宗庆后今天发动的战争，更像是上一代法国人曾经过的历史轮回。
合同与实力的战争
只要看一眼双方的筹码和底线，就不难判断，在达能与娃哈哈这一轮战争中，谁具有真正的战略优势。
宗庆后是老牌浙江商人，在富甲天下的浙商圈中人脉积攒多年；宗庆后控制着娃哈哈几乎全部的员工与高管团队；宗庆后控制着全部的销售渠道。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战争状态下，娃哈哈的员工与销售渠道商竟然分别发表讨法檄文式的声明来表达自己誓与宗同舟共济的鲜明立场，谁真正控制着娃哈哈不言而喻。
如果宗庆后明天决定再去搞一个“乐哈哈”，他既不缺钱，也不缺人，更不缺渠道。没有人会怀疑，宗庆后的“乐哈哈”会像“娃哈哈”一样赚钱。更没有人会怀疑，一旦“乐哈哈”出现，娃哈哈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间枯萎——这里，是宗庆后的地盘。
而达能除了强调自己当初的一纸合同之外，没有任何实际优势。实际上，宗庆后经营自留地不是偷偷摸摸进行的，而是大张旗鼓、有声有色地搞了13年。这么多年，达能干什么去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宗庆后在搭第一块砖时，显然没有遇到达能认真的阻击。或许，事实上的真实答案，是达能一直认为宗庆后建设罗马的尝试是傻瓜的行为，直到宗庆后的罗马浮现在了地平线上，达能才如梦初醒。
达能的中国团队业务水平与战略眼光，由此也可见一斑。
1996年的宗庆后实力充其量只是一条小金鱼，还没有与强龙平起平坐的意识。今天的娃哈哈成了精，自然有翻牌重来的欲望。而当商务部宣布严守中立，宗庆后祭出民族主义大旗时，娃哈哈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因为中国今天的经济决策，其民主与尊重民意的程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或许，一个读过了美国名校的MBA，或者在外企做到了高管的人，会对宗庆后公然违反合同的行为不屑一顾，甚至口诛笔伐。按照西方教科书教育我们的原理，一个国家的商业公平环境是这个国家建设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尊重契约的精神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宗庆后在得到了达能的投资之后，开垦自留地并抗拒罚没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契约精神，如若得逞，将造成极坏的影响。
然而，作为一个纯粹的中国经济体系生态环境下的人士，我们有必要强调，商业公平环境，在更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签署合同的双方知识与信息水平相仿的前提下。1996年状态下的宗庆后，还停留在盲目崇拜西方世界的境界中，停留在对资本运作一无所知的境界中，在那样的环境与知识下的合同，充满了对娃哈哈不利的单方面约束。今天的娃哈哈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了达能的水平，双方重新签署平等互利的新合同，正是对商业契约中的平等精神的真正维护。
宗庆后不顾被起诉的风险，依靠民族主义舆论的力量，发动与达能的全面战争，试图对旧秩序推倒重来，演绎出了中国民营企业成长为国际巨头的关键一步。其中的谋略与勇气，值得所有的企业家深思与参考：这一轮商业战争中，他即使不能全面收回娃哈哈的控制权，也已经处在了一个不败之地——宗庆后在与达能的对垒中，要的不是你死我活，而是那个值得双方和平的中间数字在财富尺子上的位置。
这一点，正是新民族商业解放战争与真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大区别。 作者：王吉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