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5时，胡世荣都会准时出现在彭州蔬菜批发市场门口。他不停地接打手机，了解全国五大蔬菜市场的价格走势，并接受客户的订货。他还要面对从彭州各地赶来的菜农——与他的四川龙门庆丰农贸有限公司签下种植合同的有3000户。他需要对当天的收购价作出准确的判断——他要以高于市场价0.1元/公斤的保护价收购这些被他预订的蔬菜。胡的公司人员还会动用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抽检一些菜品。
6时，这些时下正当红的餐桌佳肴如芹菜、萝卜、花菜、莲花白、菠菜将运抵成都市区。以彭州市“龙门山牌”无公害蔬菜的名义，每天上百吨鲜菜由胡的物流部队送往全国各地，40小时内南下到达广州，4天内北上到达乌鲁木齐。
上午10时，这批蔬菜的一部分会鲜活地出现在成都家乐福或好又多等超市里。
“彭州下一天雨，成都蔬菜起码涨一角”，1980年就在彭州饮食蔬菜公司做业务员，如今身兼彭州蔬菜产销协会会长，胡世荣就像了解自己一样了解彭州这块土地。彭州供应了成都城区三分之一的蔬菜消费市场，彭州的蔬菜安全直接关系到成都人的食品安全。
从毒蔬菜到红心蛋、有毒鱼，食品安全在2006年屡次成为国内舆论的焦点，也越来越为公众注目。2006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要让人民群众吃上安全、放心的食品。面对千家万户的农产品生产者，如何建立食品安全体系，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大难题。彭州市作为成都第三圈层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在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中，通过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以及农业产业化探索，初步建立起在市场上富有竞争力的安全食品供应体系。通过大量提供无公害的安全蔬菜这一特殊纽带，使彭州市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与成都中心城区甚至其他城市的居民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城市居民通过享用安全可靠的食品，也从一个侧面切身感受到了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所带来的好处。
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无公害”蔬菜的支点
胡世荣的龙门庆丰农贸有限公司每年经销蔬菜5万吨，其中向成都市场供应近万吨。以如此的规模，他的公司也只是彭州市180户营销大户之一。彭州作为全国五大蔬菜生产基地之一，2005年蔬菜产量16亿公斤，外销量超过12亿公斤。比如在乌鲁木齐和重庆，彭州蔬菜占据了其外调蔬菜的半壁江山。
基于优久的种植传统、多年来南菜北运的口碑，优质的土壤、水源及空气条件，彭州被国家命名为“全国无公害农产品(蔬菜)生产示范(市)县”，全国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区，其蔬菜基地无公害蔬菜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8.5%以上。
无公害蔬菜是指农药残留不超标，环境无污染，种植过程完全按规定、按比例、有计划用药施肥。按照中国农村现有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模式，如果没有很好的激励机制来引导散户农民生产优质安全蔬菜，很难在生产过程中确保蔬菜的安全性。“无公害”就像一个宏大而美好的招牌，没有农业产业化的支撑是招架不住的。
食品安全是公共安全的一部分。食品安全的源头是农产品安全。食品及农产品安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牵动中国公众的心。全社会越来越紧迫地感受到一种矛盾的挤压：公众对安全优质农产品的需求，与分散的、无组织小规模家庭生产的失衡。
彭州市自2003年建起全省首个县级蔬菜质量监督检测中心，2004年更在三界、濛阳、九尺、升平等产菜重镇和蔬菜批发市场设立了8个蔬菜质量检测站，随时掌控蔬菜农药残留状况。但如何让农产品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者齐心协力主动参与安全管理并自我约束？庆丰公司这样“龙头企业+农民协会+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类型被认为有效也是受欢迎的，这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有关课题组在彭州考察后的结论。
早在2000年，胡世荣就牵头成立了彭州市蔬菜产销协会，“为领导反映问题，为老百姓处理问题”。成员包括蔬菜种植户、加工户、销售大户。入会成员必须是规模经营者：种植者的蔬菜种植面积在30亩以上；蔬菜加工业者雇佣的从业人员在30人以上，或者年蔬菜销售金额在1万吨以上。目前协会成员有1300人，其中加工企业12户，营销、运输户597户，种植户669户。每人每年交纳会费100元。农民则只交30元。协会的主要工作是培训农民、监管生产、推广新品、统一注册商标争取绿色认证、帮助销售、决定市场价格。
协会首先是实践农业产业化、土地规模经营的先行者。于2003年建基地3400亩，其中直接租田种植1200亩，与农户签订种植协议的订单方法2200亩。更与3万农户建立长期供求合作关系，涉及土地12万亩。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成果是，蔬菜产销协会于2002年5月正式注册了“龙门山”牌无公害蔬菜商标，并在协会会员内广泛应用，但协会有权检查蔬菜品质、商标印刷、产地确认，并交由政府进行农药残留检测。2005年，“龙门山”被国家商务部评为“三绿工程”全国十大蔬菜畅销品牌并向全国公开推荐。“龙门山”品牌含金量高，在乌鲁木齐的销售价格可以比市价高出0.1元/斤，而在扬州，可以高出市价0.2元/斤。
耕种卡和产地标签：可供追溯和问责的质量监控系统
彭州市天彭镇壁山村村民高文英是庆丰公司的忠实合作者之一。2005年，她接受公司订单推荐，种植了一种新品日本菠菜。合同上写明收购保底价0.3元/斤，如市价超出就随行就市按市价收购。这种菠菜被证明比传统菠菜生产周期短、产量更高、售价更高。她的一亩日本菠菜最后以0.92/斤的价格由公司收购，获得了4000元的收入。2006年，她坚定地扩大了与庆丰公司的合作，将家里的另一亩地用来种香芋和油麦菜。壁山村像她这样的订单农户有二三百户。
高文英2006年种植的冬季菠菜20天后就可以上市了。像这样的无公害菠菜在彭州种植面积达5万亩。菠菜生产严格按无公害标准，由庆丰公司向订单农户提供种子，配送或建议购买符合无公害标准的化肥、农药，种植户还被要求按无公害生产技术规程进行生产并填写田间档案：种植面积、播种时间、施用化肥、农药品种、次数及用量、采收时间等。并接受市县两级农药残留度检测中心的随机抽检。
高文英说，签了订单的农户都有一本叫“耕种卡”的小册子，只要能认会写的村民，基本都能按要求填写。胡世荣说，按收购时回收的记录来看，按时填写生产档案的订单农户2006年达到了80%。
2006年6月，广州部分超市曝出“毒蔬菜”事件。对于农药残留超标蔬菜，以超市无法追溯菜品来源而不了了之。彭州的“龙门山”牌蔬菜，则要求明确标注种植者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在这条“龙头企业+农民协会+基地+农户”的产业链条上，有一条“无公害”的安全生产链条贯穿始终。按彭州市农村发展局经济作物科科长杨红宣的说法，这就是彭州无公害蔬菜“质量监控与追溯系统”。
各界吁求已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2006年终于应声而出，并自当年11月1日起施行。法律首次明文规定：
“国家引导、推广农产品标准化生产，鼓励和支持生产优质农产品”。
“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如实记载下列事项：(一)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
“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以及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的农产品，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标识的，须经包装或者附加标识后方可销售。包装物或者标识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明产品的品名、产地、生产者、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质量等级等内容”。
法律规定农产品生产记录及产地标识，旨在建立对农产品安全供应链的全程监控和事后问责制度。而仅从这两点看来，彭州自2004年就推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投入品档案”，并明示产地与生产者身份，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这样的农产品安全供应链，前提是建立在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的基础之上。
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构建食品安全体系的生产组织保障
没有专业化的蔬菜基地建设和规模经营，无公害蔬菜基地就有落空的危险。规模化生产不仅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也是保证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的基础。
彭州属于大成都第三圈层的农产品基地。人口77万，耕地66万亩，人均不足一亩地。63.4万农村人口中，现有劳动力38.4万人，其中富余劳动力人数达25.09万人。一方面土地产出效益增长有限，而进城务工需要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项目又有成片种植、追求规模经营效益的需要，因此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近年来成为政府、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共同选择。
土地规模经营建立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上。在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上，彭州出现了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
第一种形式：租赁土地，由单一业主大规模经营。第二种形式：农民以地入股，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第三种形式：在企业的技术指导和监督下，农民各自在自己的土地上，统一按照科学的技术和种植方法种植同一种产品，形成地理上的规模经营。所有形式的规模经营最终指向产业化经营、提升规模经营效益，通过企业统一检验，统一销售。
像胡世荣这样的营销大户往往涉猎多种规模经营形式。除了与3000户农民签订单，让农民按合同种植蔬菜外，为确保货源和质量，直接租地经营建立自己的基地是他近来的工作重心。
“胡经理来的时候，这地里荒草长到一尺多深”，彭州市天彭镇白庙村村民刘忠友在膝盖处比划着，表达着对土地抛荒的心痛。因为这块200亩的良田，有刘忠友家的一亩四分地。几年前被一个公司租种，因为缺乏农业种植经验最终败走。这块地2006年由胡世荣从镇土地托管中心租下，成为公司直管农场。胡按照1200元/年的标准向刘和其他村民支付租金。刘现在是胡世荣的基地工人，每天工钱20元。刘家还留有一亩四分地种蔬菜和粮食，差不多由妻子卿列芬一个人包了。
“股田制”是规模经营的另一种形式。在升平镇昌衡村，来自紫坪铺水库的移民万安玉、梁仕林等17家农户也将50亩地托付给了胡世荣。以往在汶川种植粮食油菜的移民们并不擅长蔬菜种植，便组建了蔬菜产销合作社，推举胡世荣为社长，以50亩土地经营权折股入社。每年保底收入800元/亩，移民如愿务工，工资不低于20元/天，年底按经营利润35%分红。万安玉和老公腾出手来跑运输，梁仕林则专心饲养家里的几十头猪。
2004年，彭州全市蔬菜种植面积65万亩，其中产销协会就占总数80%。协会通过建设专业化蔬菜基地，带动“一乡一品”，实现了规模经营。协会下设八个蔬菜专业委员会，包括三界镇莴笋专委会，形成了以三界镇为中心的12万亩莴笋生产基地；隆丰大蒜专委会，形成了以隆丰镇为中心的15万亩大蒜生产基地；以敖平镇为中心的4.5亩川芎生产基地，以及万亩韭菜、万亩花菜、万亩胡萝卜基地等。
敖平镇兴泉村选择了成立“川芎合作社”的规模经营方式。彭州是全国知名的中药材川芎的主产地。中药材的重金属与农药残留长期以来让消费者疑虑重重。四川绿色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在租地1000亩建成川芎GAP(良好的农业规范)基地之外，并与兴泉村和凤泉村两村的539户农民共同成立川芎合作社。
兴泉村村民谢卫光把家里的3亩地入了合作社，与昌衡村的合作社不同的是，川芎仍然由各家各户自行种植。但要严格按照绿色药业公司的要求选种、施肥，按国家《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生产并填写农户管理卡。待到成熟季节，由绿色药业公司以5元/斤的保护价统一收购，如市场价超过5元/斤，则超出部分由公司与农户五五分成。按照川芎通常亩产400斤—500斤估算，这个收购价格，基本能保证农户每亩地收入2000元。
谢卫光说，川芎的市场波动很大，前两年卖价不到5元，倒是2006年价钱涨到了10元以上，自家的3亩地卖了1万多元。至于为什么2006年他仍然将承包地入了合作社，他说，川芎行情暴涨暴跌，交给公司收购，风险小一些。
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态度，与当地地理位置及产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据彭州市蔬菜办科长谌敦华介绍，坝区土壤好，种植蔬菜效益也较好；而丘区则相反，只适于种植果树及中药材，因此丘区的农民相对来说更愿意将土地使用权流转出来。目前彭州全市参与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土地约1.5万亩。
彭州的无公害蔬菜只是成都启动的“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一部分，也是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的重要一环。通过三年多来持续稳妥地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农业产业化，成都农产品的安全供应体系已渐成形。据农业部200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结果，成都市蔬菜中农药残留超标率从2003年的23%下降到10.4%；全市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产品按标准检测合格率更高达100%。
结语
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产品”“强化对食品、药品、餐饮卫生等的监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猪肉传染猪链球菌事件、红心鸭蛋里查出致癌物、淡水鱼里含孔雀石绿、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超标……近年频频曝光的几起食品安全事件，使得全社会对食品质量安全水平忧心忡忡，也引起了我国领导层的高度关注。
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在城市远郊区的实践，推动了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首的“三大工程”，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户组织起来，将零碎的土地适度集中起来，走产业化和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之路，为解决城市食品安全供应提供了较好的范例。食物由“土地到餐桌”的安全运行不仅有章可循，而且有迹可寻。
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了农民增收，农民得到市场激励，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农民的自律和外部的监管。农民获得安全生产的利润，城市获得安全的食品。这是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通过土地规模经营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对农村与城市的共同支持。彭州通过安全的“菜篮子”让城里人清醒地认识到：成都推进的城乡一体化绝不是单纯解决农村问题的发展战略，它还正在解决着中心城市由传统城市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 徐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