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在去年猛增了1200万公顷，首次突破了1亿公顷。这个数据是农业生物技术应用国际服务组织(ISAAA)最新年度报告中透露的。报告称，转基因技术将农作物产量在同等土地面积上提高了一倍，同时还保护了生物多样化，保护了水资源，大大减少了对杀虫剂的使用等。
粮食安全一直是全人类关注的焦点。事实上，上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次绿色革命解决了19个发展中国家粮食自给自足的问题。但全球人口的激增，环境污染加剧，使得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成果难以继续满足庞大人口对食物和生态环境的需求。鉴于此，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发起第二次绿色革命。
于是，科学家们想到了“转基因”技术，试图通过转移有效基因促进粮食增产。在人口最多的中国，转基因声音也一浪高过一浪。然而，中国科学家希冀的绿色革命，主要是来自分子生物学的贡献，却忽略了一个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贡献——生态学的贡献。
先看看这样两个数字：中国每年生产粮食4.8亿吨，1.2亿吨作为饲料供给畜牧业。
再看看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我国年产秸秆都用于动物饲料，经数量转化，则相当于从秸秆中收获了3.6～4.2亿吨粮，等于全国的粮食产量翻番。试想，什么样的技术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呢？
这就是来自生态学的贡献。将废弃的秸秆提供给动物作为饲料，就可以在节省粮食的同时生产出牛羊肉和牛奶。这个做法与分子生物学靠转入一些目标基因来提高单纯的产量截然不同。
不仅如此，中国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农药残留率达60～70%。将废弃的秸秆资源有效利用，那么牛羊这些流动的“化肥厂”所“制造”的有机肥量是巨大的。即使利用一半的秸秆发展畜牧业，所制造的有机肥，也约折合2835～3310万吨硫酸胺，逼近全国化肥的需求量。有机肥增加，也就减少了化肥污染，让人们吃上放心的粮食和蔬菜。
当然，分子生物学家反复声明，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有媒体透露，ISAAA董事会主席克莱夫·詹姆斯对此还表示，在北美国家上亿人食用了11年，迄今没有发生证明有害的案例，应该说它与常规粮食一样安全。
然而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长期效益却难说清楚。比如，发达国家还是将转基因粮食和传统粮食作了严格区分，前者价格要便宜得多。可见，人们的潜意识里转基因食品还是某种程度上的“不放心”食品。而利用生态学的办法增加的食物，并不存在这个风险。
说到此，新绿色革命由生态学唱主角的好处已经显而易见了。利用秸秆变肉、变奶、变肥，既解决了人口对营养的需求——毕竟食物中肉类含有的营养明显高于粮食，又解决了土地对有机肥的需求。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发起下一场由生态学唱主角的“既解决粮食危机又改善生态环境”的真正意义的新绿色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