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科研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但中国的大多数研究机构都只专注于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在很多人看来不足以应对中国复杂的发展需求。作为科研机构改革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中国政府计划设立多个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希望以此来提升中国的科研能力，并为大规模项目提供支持。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谭铁牛、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凝聚态国家实验室常务主任丁洪、美国能源部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主任杜恩·吉布斯(Doon Gibbs)、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所副主任安东尼奥·马塞洛(Antonio Masiero)、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托马斯·梅森(Thomas Mason)、瑞士保罗谢勒研究所主任约尔·梅索特(Joël Mesot)、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德国亥姆霍兹国家研究中心联合会北京代表何宏、英国研究理事会科学与技术设施委员会主任维多利亚·赖特(Victoria Wright)、美国能源部阿贡国家实验室主任彼特·利特尔伍德(Peter Littlewood)、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杨学明参加了圆桌对话。
科学家们就多目标国家实验室的重要性、实验室的有效管理之道及其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讨论。
建设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的重要性
谭铁牛：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几个国家实验室，它们与其他国家相比，比如说美国，怎么样?
丁洪：我在美国能源部的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过七年，当前负责中国国家科学技术部下面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大多数现有的中国国家实验室都是出于单一目的，专攻某一个特定研究领域的，而美国的国家实验室是融合了多个学科的多目标实验室。另外，中美国家实验室的规模也有差距。例如，我现在所在的实验室只有500人，而刚才提及的阿贡国家实验室有超过4000名工作人员。
谭铁牛：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实验室建设需要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使得其体量更大、目标更高。
丁洪：确实如此。建设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很重要。和单学科实验室相比，综合性的国家实验室能够承担更大规模的科研项目，进行一些国家迫切需要的领域的跨学科研究。
谭铁牛：建设这样的国家实验室需要考虑哪些重要因素?
吉布斯：广义上讲，国家实验室与能源部的任务是保持一致的，都是通过科学和技术来处理和国家利益相关的关键问题，如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和环境安全等。国家实验室的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其科研设备较高端、昂贵，是大部分大学实验室和行业组织很难负担得起的。虽然说能源部建立了一个国家实验室体系来执行其任务，但每个实验室都根据自身能力设立了自己的愿景和任务。
丁洪：国家实验室应该着力于宏大的长期研究，这类研究是大学和企业做不了的。
马塞洛：虽然国家实验室是任务驱动型的，但它们必须保持一定的灵活性，这样才能与时俱进。另外，和地方大学以及地方企业建立合作、在不同国家实验室之间构建协同关系以及根据国家需求确立区域中心，这几点也是很重要的。
托马斯·梅森：虽然说国家实验室的国家性质体现在其研究项目是着眼于国家利益的，其在设备试用方面也可以是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另外，大多数国家实验室在合作方面具有区域特色，比如说和大学、企业或者地方政府合作。这样的区域特色对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利益、需求和工业特征存在很大的差异。
王贻芳：我认为国家实验室有许多不同类型。要去原样复制别人的类型其实是很难的，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我所在的研究所是在40多年前作为粒子物理学专用实验室建立的。在过去的15年中，我们一直在拓展研究方向，以成为多学科的国家实验室(虽然没有被正式命名)，不仅承担基础研究，还要涉及各项应用。我们研究天体物理并在研制5颗卫星;我们在建设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实验室，还在计划环形对撞机和世界领先的与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先进光源(Advanced Photon Source)类似的同步辐射光源;我们还力争把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至生物、纳米和环境科学等领域。
梅索特：在投入最初的资金后，修建大规模设施还需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而且预算有可能随着物价上涨而超标。所以，长期稳定的预算也要考虑在内。这是一项长期投入，而且大家会以首次的成功来衡量你。如果短期内没有成功，就会产生各种不利影响。这一点也需要考虑清楚。
马塞洛：国家实验室集中了大量财力和人力资源，这一点很独特。在意大利，大学拿不到这个级别的资金，但大学可以随意使用国家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必须具有研究优先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国家实验室为科学界服务，同时也是很多研究生完成部分论文研究的地方。
梅索特：而且国家实验室和国际组织之间也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现在有一种趋势是弱化国家实验室的活动，并把一切重心放在国际组织上，比如像欧洲核子研究组织(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这样的国际机构。这样是不好的，国家实验室和国际组织应该相辅相成。国家实验室在提供设施、设备和工作人员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利用好国际组织，把它们变成真正的优势。
国家实验室和大学之间的关系
谭铁牛：国家实验室和大学之间应该保持怎样的关系?
梅索特：我们要确保国家实验室不去重复大学的研究，而是补充大学的研究。这一点很关键。我们应该和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在瑞士，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因为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都从属于同一个机构。对中国科学院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把现有的研究所综合到即将设立的国家实验室中。
何宏：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是一家由多个国家实验室共同组成的独特的科研单位。我们的科研特点是具有明确的国家任务导向、以规划运行大型科研设施、从事多学科交互的前瞻性应用基础研究、致力为经济、科技和社会的重大挑战寻找关键解决方案。作为联邦政府直接管理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我们相比由所在州政府支持的德国高校有更为充裕的科研经费。作为国家实验室，我们有固定划拨、而且还保证逐年按比例稳定增长的机构性科研经费。这部分固定经费占到每个国家实验室年度开支的80%左右，而且其中90%来自联邦政府，10%来自州政府。
但凡事总是有一利则有一弊，实际上我们也时不时地会因为自己的机构特点和经费优越性而受到自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的抨击，甚至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ax Planck Institutes)也会被抨击。高校指责在相同科研投入的情况下，我们体系科研人员平均发表的研究论文数量不及高校，还批评我们这种以科研为主的模式所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相对更少。比如，除非我们联合德国高校团队、并由高校伙伴挑头，德国科学基金会(German Science Foundation)从政策上就限制亥姆霍兹联合会的科学家自由申请主要对高校科研单位开放的DFG基础研究项目。
梅索特：这是一个根本上的问题。瑞士之前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我们现在可以申请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和欧洲方面提供的各类资助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谭铁牛：保罗谢勒研究所的固定预算资金占总预算的多少?
梅索特：大约是70%。但这不只是关于钱的问题，还关乎竞争。我们研究所的科学家可以和大学的研究者一样申请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补助;他们也开始有了一些知名度，因为整个科研圈子里的人都能读到他们的研究提案。所以我们不会区别对待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同时我们也需要确保大学可以免费使用国家实验室的设施。
维多利亚·赖特：在英国，大学和那些拥有强大预算和大型设施的机构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紧张关系。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联合所有研究机构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这些代表们都深知运营大型设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一起决定应该从总预算中拿出多少资金用于建设大型设施，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丁洪：我在阿贡国家实验室工作了7年，在美国大学工作了10年，因此我对两者都有一些见解。在阿贡，有设施，但没有研究生;在大学，有学生，但缺乏设备。我认为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是很独特的，因为它两者都有。这是很大的优势。
何宏：亥姆霍兹联合会当下由18个国家实验室共同组成，其中有些已经有超过60年的历史，也还有一些要年轻得多。这些依次成立的国家实验室和亥姆霍兹联合会的成立是一系列持续的科技改革的直接结果，这些改革即要弥补高校科研、小体量科研之不足，建设和运行大型科研设施，提供公共服务，要实现在有限的政府经费框架之内既保证科学研究的卓越性又保证科研方向的战略相关性。为此，我们既强调竞争也强调合作，既推动实验室内部、不同国家实验室之间的竞争，同时也推动各个国家实验室不同团队之间、国家实验室与德国高校和其他科研单位以及国际机构之间合作。其实，社会、政府和科学家个人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如何做好管理和平衡这是很大的挑战。我相信在中国也存在同样的挑战。如果要向国家领导人提议建立大型国家实验室，你肯定需要来自中国高校合作和竞争单位的肯定与支持，为此，你必须做好充分的论证准备。
远大期待：综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谭铁牛：国家实验室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如何达成良好的平衡?
王贻芳：我认为，仅仅专注于基础研究的国家实验室在未来可能会遇到问题，因为科学研究总归来说有好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