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互联网作为一种商业形态，政府除了提供促进规范发展的公共政策、监管服务外几乎可以不再作为，但站在大数据的角度上，数据生产和占有大户的政府则必须积极参与。主动介入的方式之一，是开放包括审批数据在内的政府数据资源。审批数据极为庞大，涉及面广泛，数据视角多元，可立体开发、综合使用，极具深度利用价值；政务服务中心的审批业务、服务、管理和信息系统的平台整合，为实现审批数据资源的整体统筹、关联组织、分层应用创造了基础条件。
一、行政审批数据资源的核心特征
审批数据资源的独特性，源自行政审批在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的特殊作用。作为世界各国通行的管制方式，行政审批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起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行政机关组织体系运行的基点。政府的管制范围到哪，行政审批就必然延伸到哪。换言之，政府的管制模式会依照行政审批的实施进行构建，并进而影响行政管理的其他方面。比如行政审批是行政监管、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有效实施的基础或前提，这是其他行政管理手段不可比拟的。申请人取得许可批准的过程，通常是行政机关从各自职能出发，针对特定事项的交叉审批、联动管理的结果，因而审批数据既具有特定范畴的精准性，又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真实性，这一点恰恰是数据资源能否社会化应用最为看重的。
契约关系属性体现在行政管理上，集中表现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审批。行政审批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关系是普遍性的，并体现于行政相对人的生命周期，既包括申请人主体资格、行为能力的静态登记信息，也包含申请人开展限制类活动，接受监管、取得批准的活动信息。社会主体及其衍生数据，是最便于社会化应用和发掘商业价值的数据资源。行政审批既有行政层级的差异，也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是一个城市（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城乡结构、人口构成、自然秉赋、产业形态、发展水平，以及政府传统、治理能力、管制程度、行政习惯等的折射。无论是经济、社会、文化，还是企业生产经营、社会组织活动、老百姓日常生活，都在行政审批的范畴，其涉及范围广泛，覆盖面大，影响程度深。从这一点讲，审批数据是由那些有根有据、有着联系、能够揭示规律、预测趋势的数据信息组成的。
行政审批是禁止性的解除或特定权益的授予。作为一种受益性的行政行为，通常易于得到申请人的配合，按预设要求提交申请材料。因为只有符合主体条件的申请人提交的合乎规范要求的许可申请，才能获得相应的许可、批复、核准、备案、注册、登记、证明等，这是审批数据质量得到保证的前提。换个角度讲，行政审批是行政机关在与申请人的双向互动中，按照法定、规范的要求被动完成的行政行为；审批事项一旦依法设置，就将稳定、持续地实施，相应记录审批活动的数据会不断地累加。比如，深圳市网上办事大厅仅在2015年7—12月就有1430个事项，通过调用统一业务流水号7455909次，实现了6872613笔规范业务数据的汇聚，这些数据随着网上办事大厅的业务扩展、功能完善和网上办事、在线审批的深化应用还将进一步快速增加。由于审批事项都仅基于特定部门的行政职能，只有与其他行政机关一起才能构建起面向市场、社会的整体性政府管理，这在行政审批中往往表现为前置审批、关联审批、跨部门审批，体现出极强的数据逻辑性和关联性。
行政审批的双向互动形成特征，决定了审批数据不是行政机关单向获取、独立构建起的，因而不同于对某种既成事实的客观性记录、正态分布的数值化展现以及对个体活动的模糊处理后的数据。在泛在化的信息世界，海量的与公共服务、公用事业等密切相关的审批数据，具有源头形成、数量庞大、涉及广泛、动态更新、权威性高，以及与经济社会关系密切和公共性、民生性的特征，又具有数字化程度和精准度高、可用性强的特点。在不损害国家安全、侵犯个人隐私、泄露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开放审批数据资源，实现社会化应用，应成为推进智慧城市和创新发展的一种新的服务模式、服务形态；同时，“与数俱进”还将极大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状况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高，增强区域竞争力。
二、政务服务中心在行政审批数据开放中的主体责任
自上个世纪末，西方国家开始重视政府数据资源的开放和社会化应用。先进国家的相关做法已被我国地方政府所接受，较有代表性的做法有三类：一是开放气象、交通等公众关注度高又不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通用性数据。这类数据的形成一般无须人工干预，社会化应用不容易引发争议，政府责任容易厘清。例如，2015年8月深圳气象数据网发布了《深圳市气象数据和产品共享开放目录》，向社会开放946万组气象数据。二是作为便民服务措施，政府自建数据资源网和APP应用平台，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提供带有地理坐标的空间数据、市场监管类数据等，如北京市的上下班路况，上海市的早餐工程网点分布、二手房出售出租信息等。三是成立集电子政务、数据资源存储与数据开放为一体的专门机构——大数据管理局，贵州市大数据管理局还搭建了全国性的数据交易平台。上述情况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在目前仍是初步的，其开发也多是立足于自我应用，但迈出这一步非常重要。
审批数据的社会化应用普遍没有开展的原因，除了政府数据开放是一个新鲜事物，法律法规不健全，具体工作需要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电子政务的发展探索推进外，主观性障碍的制约也很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不到位，难以为更深层次的数据开放提供有力支撑；审批数据属于部门资源，即使集中存储也只是基于信息技术的数据分类条目化、网络层面的互联，而非公共的、业务的和交互的；没有建立基于业务需求统筹的数据标准；行政机关的信息共享、结果互认等尚未实现，不同信息化系统之间的数据交换不完整、不及时；承载数据的技术手段当作了实现目的，对审批数据的业务属性和应用价值缺乏深度理解。另外，审批数据虽能支持本部门工作开展的需要，但若要经受外部使用者的质量挑剔则压力巨大。
显而易见，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审批数据开放的拦路虎。审批数据是政府的，不是哪个政府部门的，但是，如果不能做到审批数据的集中管理，数据共享就难以真正实现，更妄论数据开放。审批数据极强的整体性特征，决定了分别开放不仅社会效果差、经济效益低，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部门之间数据打架的情形。因此，不同于运用统计等方式形成的知识型数据，审批数据由行政机关各自开放的做法是不可行的。
信息公开的一个侧面体现为权力的外溢，在政府序列内则表现为行政机关相互地位、影响力的此消彼长。组织体制、行政职能的“楚河汉界”，以块为主的管理模式与“条强块弱”的运行格局，必然导致电子政务的碎片化，使审批数据呈现为独占性、封闭性。行政审批分散实施下审批数据的零乱散布，且不说数据开放，行政机关之间要做到信息共享、数据互认都十分困难。“谁都不能用”、“谁都无法用”是电子政务建设应当解决但实际并未解决的普遍问题，这与互联网开放、连接、共享的逻辑是相悖的，也与信息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政府相去甚远。要实现审批数据开放，就必须消除行政机关的数据不能共享的状况，这就需要借助第三方提供的技术和业务平台，以及相应的管理保障来实现。
基于审批数据资源的特殊性，“一站式”政务服务中心的普遍性，以及一些地方成立了行政审批局的实际情况，政务服务中心应承担起审批数据开放的主体职责。一是政务服务中心搭建了以行政审批为核心的政务服务平台，实现了审批业务、审批服务和审批管理的相对集中，实现了审批人员、审批系统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相对集中，为审批数据开放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政务服务中心在推进行政审批事项简化优化的基础上，普遍实施了跨部门的行政审批流程创新，重新梳理了审批事项的法律关系、业务关系和逻辑关系，推行了行政审批、政务服务的标准化，这就为审批数据的加工整理奠定了基础；三是政务服务中心建立了基于政府层面的信息化系统，包括行政审批管理和绩效评估系统、审批事项管理系统、权责清单管理系统、通用审批系统、跨部门审批系统，以及行政审批证照库等，实施审批数据开放的技术条件基本具备；四是政务服务中心依托实体的办事大厅，建立了基于在线申报和审批办理的网上办事大厅和移动政务，有的还建立了分属法人和自然人的数据仓库，以及满足行政相对人自建定制服务的企业网页、公民网页，为审批数据开放做了先期尝试；五是网上办事大厅在整合不同行政机关门户网站的过程中，必须实现单点登录和交叉认证，通过事项编码和流水号的一一对应，保证关键字段、关联字段的准确性，将基于静态的行政审批事项管理与动态的行为管理有机衔接，使高质量的审批信息共享和数据开放成为可能；六是省、市、县（区）、乡镇（街道）以及社区的五级政务服务体系，依托政务服务中心的横向整合和平台服务，均等化、无缝隙的政务服务已收到明显成效，为审批数据开放提供了愈加完整的数据来源。
综上，审批数据是行政机关与申请人依法互动形成的政府数据资源，既具有涉及面广、主体广泛、内容丰富的特征，又具有指向清晰、针对性强和数据视角多元、便于分类挖掘的特点。政务服务中心作为审批业务开展平台，不仅是审批事项的静态资源库，还是审批结果的动态资源库，具有极其便利的数据开放转换条件；而长期形成的集约化管理体制、组织方式、运作模式，又为政务服务中心承担审批数据资源的共享开放工作，提供了组织管理、人力资源和知识准备保障，具有行业部门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