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因为双榆树在北京三环路以外，被认为是远郊区，所以我用城里的两室一厅，换到了双榆树小区的三室一厅。刚搬家不久，房子里还没什么家具，我就利用空房子开家庭舞会，又因为我夫人在计算所工作，于是仲萃毫、王洪德等计算所里喜欢跳舞的人，就成了我们家庭舞会的常客。跳舞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聊天，王洪德创办的京海公司那时候刚成立，而我正在考虑是否要离开原单位下海，所以曾经试探地问过他的公司是否要我。他说，你想来，我们还不一定要呢，要看你是否真有能力……。我一看，似乎不太欢迎，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不久，我就加入了刚成立的四通公司，那时候因为京海比较有名，我又和王洪德比较熟，所以就带着万润南、王安时等四通的领导人到王洪德家里去拜访他，大家交流对形势的看法，互通情况，并探讨合作的方式。后来，这种形式的交流发展为两通两海的领导人不定期地在一起举行沙龙。最近我分别见到了陈庆振、金燕静、王洪德，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回忆起当时沙龙的事，都说这样的聚会对于自己公司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京海比四通早成立一年多，是在1982年底。在这之前，王洪德是计算所里负责机房建设的工程师，当时计算机比较娇气，一些单位买了大型计算机之后，都要为它建一个“鸡窝”，因此全国很多单位都到计算所来咨询有关机房建设的问题。而当时计算所有一个为解决知青就业问题而成立的知青社，王洪德作为该社的顾问，为他们介绍了很多机房工程的活儿，该知青社仅1981年一年，就因此获利了60多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是很惊人的，由此引起了非议。为了查明王洪德是否在这里有经济犯罪，海淀区工商局和科学院以及计算所的纪检部门都派人来调查。其实王洪德虽然是该社的顾问，但是连顾问费都没有拿过，他感到自己为知青事业出了这么多力，使计算所的知青每月的收入从27元增加到了90元以上，还给单位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却被单位如此不信任，心里感到很委屈，因此不想在计算所呆下去了。另外，他又想，自己已经46岁了，在学术方面可能已经不会再有多大的作为了，同时他又看到机房工程具有巨大的市场，如果利用这个机会，离开计算所出去办公司，正可以大干一番，成就自己的事业，所以当时他正处于“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状态。经过几个彻夜不眠的激烈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选择了下海的道路，他在所长召开的一次扩大会上发言说：“从明天起我决定离开计算所，最好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说完后就离开了会议室。当时北京的各大报纸都登了王洪德提出“五走”离开计算所创办京海公司的故事。
京海当时刚成立，在白石桥那里借北京图书馆的待征土地，盖了几间平房，刚开始的时候连椅子都没有。成立之后接的第一个工程，是北京大学的机房工程，当时北大刚买了Honeywell大型计算机，该计算机是联合国资助的。京海承接工程的是王洪德从计算所带出来的8个人，其中有5人有工程师职称，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最后该工程赚了19万元。与此同时京海又接了北京军区的科技指挥系统的机房工程，也很顺利完成。初战告捷之后，每天在白石桥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来谈业务的人，1983年当年就完成了400多万的产值，60万利润。1984年完成2700多万产值，400多万利润。
同中关村其它新成立的企业一样，在京海取得显著成绩之后，马上迎来了中纪委和审计部门的大检查。所幸的是，没有检查出什么问题。王洪德说，那个时期他经历过区里大大小小6次检查，但是最后都过来了。当我听老王提到这段往事时，也联想起四通当时的情况，那时四通也是不断地受到检查，当时万润南说，其实上级经常来检查是好事，因为这样我们一有问题就会立刻发现，就不会犯大错误了。其实，在那个时期，正是政策在不断变动的时期，许多事情，谁也不知道是合法还是非法，正确还是错误。因此，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遇到绿灯快快走，遇到红灯绕着走”。这时候，民营企业和政府之间需要一种经常的沟通，好在老王这些年来和政府之间的沟通看来是一直做得很好的。
现在的京海，座落在紫竹桥东北角的广源大厦内，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很多企业的集团了。我这次在广源大厦的顶层见到王洪德的时候，得知京海现在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没有进行股份制改造，看来越是老的民营企业，这个问题越不好办。我想，现在老王不是欲干不能，而是欲罢不忍了，解决好公司的体制和发展问题，可能是老王退休前的最后心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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