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石家庄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被刑拘，石家庄副市长张发旺、市长冀纯堂和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直至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这一系列的处罚措施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全国人民健康的高度责任感。惩前是为了毖后，“毒奶粉”事件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所能做的除了要把事件的危害性降到最低以外，更重要的是要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惩罚这次事故的相关责任人是必要的，但它也只能是治标之举；对“毒奶粉”事件做出彻底地反思，深度剖析和消除产生这次事件的根本因素才是治本之策。“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各类媒体也出现了大量的反思性文章，但不少亲西方的评论者又无端地把这件事归罪于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上的时候，他们却以自己的价值趋向愚蠢地掩蔽了导致这次事件的真正原因，即现代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危机和奶粉自身的质量缺陷才是导致这次事件的根本因素。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一直在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则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个人主义是西方原子主义哲学应用于社会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把社会整体解构成一个个孤立的原子个体，同时把这些原子个体的意志凌驾于社会整体之上。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一方面把社会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不断地推动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却强化了个人欲望的放纵、带来了极端的利己主义，继而造成了对道德的侵蚀。尤其是处于弱肉强食的自由竞争状态下的那些社会个体，为了生存往往不惜一切手段获取自身利益。因此，市场经济在为一个国家带来经济繁荣的表象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道德危机的缺失，导致的危害性后果就是竞争者采取非正常的牟利手段损及社会。因此，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要想得到正常地运行，就必须有一套成熟的道德体系来制约其产生的弊端。

      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抵御自由主义对人性侵蚀的文化资源是基督教，它们可以在基督教维持其社会道德的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因此基督教和自由主义的抗衡保证了西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国的国情却完全不同于西方社会：一方面，中国人既有的儒家道德资源遭到了近代西化文士毁灭性的批判和诋毁；一方面，基督教虽然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但尚未成为中国人日常道德的支撑。这种非中非西的混乱的道德状态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的道德危机，而市场经济下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更是雪上加霜。

      这次“毒奶粉”事件虽然是由石家庄三鹿集团首先暴露出来的，但它却集中体现了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危机。三鹿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乳品制造商，年销售额逾100亿元，并在2007年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就是这样一个拥有雄厚经济实力和强大技术实力的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不是从自己产品的内在质量和技术含量上作手提高同其他国内同类产品的竞争力，而是依靠掺假降低婴幼儿奶粉产品生产成本，采取低价倾销的非正常竞争手段来维持其在广大农村婴幼儿奶粉市场的竞争地位；甚至自己的产品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仍然试图采取各种手段来欺瞒广大消费者，逃避自己的责任。三鹿集团依靠掺假来降低产品成本和逃避责任的做法就是彻底丧失商业诚信的不道德行为，这些不道德的商业行为不仅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身心健康，也最终砸了自己多年经营起来的牌子，严重地辱没了整个奶业的信誉。试想：三鹿集团如果能够恪守商业道德，采取公平的竞争手段来维持自己产品的竞争地位，那么何以落到今天如此的地步？

      如果说中国市场经济社会所存在的道德危机是造成“毒奶粉”事件的主观因素，那么我国奶制品的国家质量标准所存在的缺陷则是主要的客观因素。不法厂商要想往自己的产品里掺假，就必须利用产品内在的质量缺陷，而我国奶制品的国家质量标准所存在的缺陷恰好为制造商提供了难得的可乘之机。

      我们知道奶制品的主要营养成分是蛋白质，控制奶制品质量的主要手段就是控制其主要营养成分蛋白质的含量。那么该如何控制蛋白质含量呢？只能依靠现有的物理化学检测手段。我国推行的检验奶粉所含蛋白质含量的检测方法是“凯氏定氮法”，即以含氮量的测定值乘以一定系数得出蛋白质含量。这种检测方法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它不是对整个蛋白质做出有特异性的检测，而是依靠检测蛋白质内所含有的特定化学元素氮的含量来间接地推算蛋白质的含量。这就为掺假提供了可乘之机，即往奶粉中添加一些含氮量高的化学成分，就可在检测中造成蛋白质含量达标或者含量高的假象。这次“毒奶粉”事件暴露出来的正是这种检测方法在奶制品的质量控制中所存在的缺陷，相关不法厂商为了让奶品达标，向其添加了含氮量高达66%的三聚氰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所推行的不完善的奶制品蛋白质含量检测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诱导了不法厂商往其中掺入三聚氰胺的行为。

      检测手段的缺陷直接导致的就是产品质量控制的缺陷，而利用产品质量控制的缺陷进行掺假造假会形成一个隐蔽的结果，即一个伪劣产品按着质量标准的检验是完全合格的。除非该伪劣产品对消费者造成严重的危害性暴露出了其内在的缺陷，否则检测、监督部门根本就不知情，国家监督部门的监督也就失去了效力。

      举一反三，这种利用产品质量控制的缺陷进行掺假造假的行为不仅仅存在于食品制造业里，也大量的存在于另一个关系到国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医药制造业中，尤其是中成药制造业。中成药区别于西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成药是由中药材的整体组成，而不是象西药那样由结构清晰、成分单一的化合物组成的。这样在生产和质量检验中，中成药就没有西药那样可以对某味中药组分进行定量化的控制。因此，按着西药的生产路线，中成药的工艺和质量几乎是不可控的，这就造成了中成药质量检验的内在缺陷。一些缺乏商业道德的中成药生产厂家便利用这种质量检验的缺陷降低生产成本，甚至掺假造假。比如在质量标准上有检查项的，能少投料就少投料；在质量标准上没有检查项的，能不投料就不投料。因此，中国现在有众多的中成药生产厂家，每年有大量的中成药被生产出来，由于受技术限制和经济利益的双重影响，往往生产出来的中成药药不合方，质量低劣，疗效也大打折扣。

      这次“毒奶粉”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对我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为了杜绝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国家在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提高相关产品的质量控制方法的同时，更需要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商业道德建设，继而解决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所造成的普遍的道德危机。

      根据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复兴儒家思想是我国加强商业道德建设的唯一能够选择的途径，因为能够塑造中国人优美人性和良好道德的只能是儒家文化。因此，我国必须大力提倡儒家的仁义与诚信的道德观，对抗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进一步腐蚀，进而塑造一个干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作者：王世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