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内

　　“要么变大，要么走人”，这是周立对战后美国农业生产体系的演变趋势的概括。

　　周立是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副教授，曾在2006到美国进行了一年的时间学习考察。他认为，推动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就是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的变化。 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曾建立过 “低吸高抛”的粮食储备体系，这是一个以价格收入支持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常平仓制度，曾得到了农民、消费者的普遍欢迎。 但在少数粮食寡头的游说下，1996年，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政府不再通过粮食储备抛补去纠正粮食市场扭曲，而是简单地支付粮食加工商收购价和农民维持农场可持续的价格差。

　　田纳西大学农业政策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商品化农产品的补贴，1998年以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其中80％流入到农民和农作公司。但分配结构极不均衡，最大的1％的农场，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万美元的补贴，最大的20％的农场，平均得到近1万美元的补贴。但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任何补贴。

　　补贴状况的迥异，使得美国农场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小规模家庭农场则几乎悉数被逐出商品化农产品的种植领域。另一个结果是，农民的农场收入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根据周立在威斯康星州的Organic Valley农民合作社所做的调研，在1910年，当地农民可以得到40%的食物美元(食物美元衡量每一个美元的食物消费中，食物价值的流向)，上游的农业投入，会占15%，下游的食物加工与营销，会占45%。但到了现在，农民只能得到5%。“也就是说，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团，拿走了几乎全部的农业补贴。”周立经过调查后认为。

　　大量农业补贴，直接推低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于是，大量新的食品工业投资直接建立在这些农产品上，从而使得美国逐渐建立了由一些食品联合体组成的食物帝国。密苏里大学的农业社会学家Bill Heffernan称，通过不同的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兼并、接管、联盟等方式，产生了更为集中的食品产业集团，这些集团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

　　“这个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经济控制和大量的广告宣传，已经捕获了政府、市场和消费者”，周立指出。他举例说，像美国农业部居然会帮助开发种子绝育技术，而这种生物工艺，只能让农民们更加依赖种子公司。

　　在建立国内的统治后，粮食帝国的“无形之手”随即伸向了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