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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帝国”推动下的粮食政治

    在美国食物结构巨大变迁的背后，站着为数不多的食物巨人——食品集团。这些大型食品集团，控制了从种子培育、种植、收购、加工和销售整个“食物环节”。它们不断地游说政府，对消费者洗脑，对农业生产者施压，去推动食物的商品化，并从每个消费者的嘴里，聚敛着巨额财富。

    在大型食品公司控制下，不仅农业生产者别无选择，消费者在消费品种、消费价格和数量上，也别无选择。只是消费者的钱包由于被食品公司视为“上帝”，所以，公司对待消费者，比对待农业生产者，要客气许多。粗暴的直接命令方式，被一系列的广告宣传、健康咨询、品位塑造等洗脑方式取而代之。

    比如，孟山都一家公司，竟能控制世界主要谷物和蔬菜种子23％~41％的市场份额，销售额2004年达28亿元。实际上，若再计入杜邦（Dupont）公司，两家公司控制世界多种种子份额就达到一半以上。对种子和农产品收购、加工的垄断，使得他们的行为无异于系统的生物灭绝。当一种又一种的农作物种子，被他们收入博物馆，而市场上仅有几种他们推广的，不具有留种能力的人工种子时，不仅是农作物多样性丧失、居民餐桌和营养结构多样性的丧失，更是人类从食物上脱离自然，从而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人民以及文化等，都进一步被食物王国掌控。

    “食物帝国”推动了粮食政治。我们看几则粮食援助和禁运的实例，去理解粮食政治的一部分——粮食援助这个比石油贸易更为强大的政治武器：

    1945年，南斯拉夫在铁托总统的领导下进行改革，试图摆脱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控制。这时，美国伸出了“友谊”之手，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粮食援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等西方盟国随即对中国实行包括粮食在内的全面封锁和商品禁运，妄图将新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美国对中国的禁运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期。

    1965~1967年间，美国总统约翰逊曾对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粮食的政策，从而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其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

    1970年，当“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总统后，美国对智利的粮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连德领导下的大众联合政府，却是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连德下台后，美国的粮食援助很快又恢复了。粮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对阿连德所采取的秘密战略的组成部分。

    1973年，美国由于国内食品价格史无前例地上涨，对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实行禁运。日本97％的大豆依靠进口，其中92％来自美国，因此而受害最大。

    1980~1981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对其实行谷物禁运。但当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进行改革时，西方议员阿德·梅尔科特立即指出：苏联需要多少粮食就提供多少粮食。之后是苏联解体。

    最近一次明显的以粮食作为武器来干预他国内政的事件，要算是美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政策了。1994年以来，朝鲜连续几年歉收，国内粮食供应严重短缺。美国联合日本、韩国对朝鲜提供粮食援助，但条件是，朝鲜必须放弃核计划，并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方面与西方合作。

    粮食援助的另一侧面，则不仅仅限于这样的短期事件，而是打击、改变进而控制受援国的农业生产体系，让这些国家形成对美国等援助国的经济依赖与政治依赖。这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国家沦为美国附属国的奥秘。

    所谓“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市场体系”，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粮食贸易或援助时常作为大国政治外交的手段，用以干预别国内政。曾是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那样他们就不愿和我们捣乱。”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说，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就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政治家所关心的国家利益，与食物集团关心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就促成了危及全球每个地方农业与食品体系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浪潮。

    主要农业发达国家，在农产品自由贸易框架下，已经将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绑上了同一辆战车：要么各国比拼财力，进行补贴生产竞争；要么让出农产品市场，由这些国家提供低价格粮食和一整套食物体系。由此，产生对粮食生产国的全面依赖。2006年底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已经清楚表明了这种依赖性。

    ——摘编自周立《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