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应对“食物帝国”挑战？

    记者：有很多分析认为，美国的“生物能源计划”本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粮食武器”。乙醇汽油并不能根本改变美国的能源供应，却加剧了全球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芝加哥商品市场大宗粮食期货暴涨，则成为现货市场全球粮价上涨的背后推手。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如果这真是“粮食武器”，它要打击谁？为什么？

    周立：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制定了全球性粮食、能源战略，并有能力实施全球战略的国家。因此，美国的石油储备、粮食储备以及生物能源计划，都服从于整个全球战略。美国期货市场、现货市场的价格联动，是有意策划，还是因应全球粮价变动以及供求变化的市场行为？就我所知道的信息，还不足以做出判断。

    但是，食物帝国的扩张，不在于一时、一地。而且，食物帝国的主导者，在全球粮食贸易体系中，涨也收益，落也收益，早已经做到了赢家通吃。不是帝国核心成员的经济体，自然而然，是一轮又一轮粮食价格波动的输家。

    记者：我曾做过中国大豆的调查，发现去年以来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主要源头是国际大豆价格暴涨，而中国的大豆和豆油恰恰对外依赖性很强。您认为在一个由“食物帝国”控制的时代，作为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粮食政策和农业政策需把握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周立：中国选择了让部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就选择了愿意让这部分农产品接受一个单一食品体系的控制。入世以来，中国的大豆，已基本上被食物帝国控制。玉米，可能也在这一过程之中。所以，豆油、豆粕以及饲料价格、生猪等肉禽价格的上涨，自然也就随之而来了。

    在食物帝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时候，想要逃脱被其控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我们只能局部地、改良性地推出一些替代方案，让意图自救的小范围农业生产者、消费者和局部区域，能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能以一场消费革命的开展，进行一些改良性的努力。使得自己生产的、食用的食物，尽可能是健康的。使得乡村生活和传统文化，还有继续生存的空间。悲观一些说，使得人类利用食物自杀的历程，还可以延缓一些。

    在这一点，我们需要向美国的实践者学习。为应对产业化农业及其食品体系负面效果的挑战，美国中北部的中小家庭农场、城市消费者以及地方政府，已经摸索了一整套替代体系，这一套体系，以消费文化革命为精神内涵，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为实际行动，意图实现三个替代：以消费天然食品替代消费人工（产业化）食品；以公平贸易方式替代自由贸易方式；以本地化食物体系替代全球化食物体系。

    记者：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都存在一种颇流行又很有影响力的意见，即在一个粮食供应充足的世界市场上，中国无需维持高成本的粮食自给自足，因为只要可以，就能从国际市场上买到足够多的粮食。您显然不同意这种看法，能否对这种流行理论做出中肯的评价？

    周立：正是由于资本通常不愿意进入农业，才造成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将农业真正定位为产业化，农村定位为市场经济。提供居民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是任何时期、任何政权的首要之事。农业高度产业化的美国背后是政府高额补贴，农业上并无多少优势的日本和欧盟，更加以高补贴来保障本地区的粮食安全与食品安全。中国在1990年代，也将农业定位为产业化，却从未放弃过对粮食储备、粮食价格、食品质量的控制。“无农不稳”，是各届政府、各地政府的基本认识。各种类型的“米袋子”、“菜篮子”、“吃饺子”工程，总是不断在各地成为政治表达。

    我想，只要愿意做实事求是的研究，农业实践者就会给出合适的答案。如果连最普通的农民都知道即便不赚钱，甚至赔钱都要种粮，以保障自己家庭的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话，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应该知道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