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至4日，在拉美国家海地的莱凯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造成5人死亡和20多人受伤。原因是每天不足2美元的生活费，无法抵御粮价翻倍带来的冲击。有些贫民甚至以泥土面包果腹。4月6日，埃及民众也因面包等食品涨价进行了抗议，造成了7人死亡和50多人受伤。同时在布基纳法索、毛里塔尼亚、印度尼西亚和秘鲁等地，也发生过因粮价高涨而引发的抗议活动。

    世界银行于4月9日发布的报告《上涨的食品价格:政策选择与世界银行的反应》显示:在2008年2月前的36个月，全球小麦价格上涨幅度高达181%，全球粮价总体上涨了83%，全球仍然有8.54亿的人口，正在忍受饥饿或者缺乏营养。媒体报道说，中国这个时候走到最前沿，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国之一员。比如继续出口大米，这一点做的比较好。

    但是，中国粮食自身安全问题也正在凸现，不是因这次世界性粮食危机的缘故，怕还被隐藏在很深处，这就是中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至于是否有人依然处于温饱尚不能解决的边缘？我在今年春节前夕的那场雪灾中就有类似的疑惑，比如，大雪封路，西部偏远山区、贫困地区的人民竟然还有断粮的、没得饭吃的。为什么断粮没饭吃？不正是因为手中没有存粮吗，果真有存粮的话，那些贫困山区的人民也不至于没有饭吃吧。

    退一步说，摆在眼前的问题是国内粮价疯涨——4月30日《信息时报》的报道说，广州米价4月29日再涨4角/公斤。这是自4月份以来，广州粮油市场第三次上调米价，其中国产米的涨势更赶超泰国米。与上周相比，全市泰国米总体涨价5.5%，国产米涨了9.1%，其中涨幅最高的国产小农粘更达21.1%。

    市场显示，造成粮价高企一大部分原因是由于供需缺口所致，这正与世行的报告指出“粮食减产”不谋而合。粮食危机中，中国粮食安全有两个困境值得思考:

    其一，如何从有效生产供给源头上解开粮食供需缺口问题。我在《应对粮食危机，粮价高企应该放行》一文中有详细观点表达，解决粮食问题，现在不能单一紧盯粮价或控制粮价上涨的问题，比如中国耕地大面积荒废问题，很多粮农不再种粮了，粮食有效生产供给不足了。鉴于此种形势，应对粮价高企放行以及加大农业补贴力度，这样才能提高粮农种粮的积极性，鼓励生产。目前我国各地农业补贴过低、各地情况不一，大概每亩补贴几十元吧，又被投资成本上涨消化掉了。而美国的农业补贴则占农业收入的20％之多。

    其二，既然种粮被很多粮农认为不再赚钱。不妨试着这个思路去想，按照现有的土地分配模式，国家所有耕地，且为人均分摊耕地多少，比如几亩不等的每人所占耕地亩数，一个家庭合计起来也不过数十亩田地罢了。

    经济学上有个“规模经济效益”（Scale Economies Effect）之说，意思就是，由于生产规模扩大而产生的长期平均管理成本下降以及经济效率和收益的提高。简单的打个比方，比如一个粮农可能种十亩粮食不赚钱的话，那么他种一百亩、一千亩地的粮食如何？可能生产成本和管理费用都会降低，利润也就不断增长了。显然中国农业生产没有这种“规模经济效益”。

    以美国为例吧，达90％以上的家庭农场主导着美国农业生产，每个家庭农场少则几百亩土地，多则上万亩土地，这样的情形在那里随处可见。当然也有所谓的“农场主”（他们的“农场主”不能盲目等同于我们历史时期的“地主”），但是，美国并没有因为“农场主”而出现阶级分化的问题，相反，资源条件（土地）相对集中，他们的农业生产效率异常之高——读唐师曾《我在美国当农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加利福尼亚气候温和，阳光充足，务农人口不到加州全部3200万人口的1 ％，可全美国出口农产品的80％来自这里，加州农产品稳占世界农产品市场的37％。旧中国几千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产量奇低，一遇天灾人祸便尸殍遍野，马克思将这种封闭而皇权无上的农业称之为亚细亚生产方式……

    当务之急，必须思考中国现在的农业生产模式——每个家庭按需（人头）分摊耕地——还具备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条件（1981年美国农业科学家莱斯特布朗最早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观”，1984年哥尔丹道格拉斯又明确提出“农业可持续性”问题。）？如果还按照原来的土地分配制度，就不能充分提高生产效率或者规模经济效益，粮农在不赚钱的情况下，又不能卖掉土地，只能把耕地荒废掉而寻求其他挣钱之路。虽说有些地方已经出现留守农民承包其他家庭的责任田，也相当麻烦，毕竟责任田过于分散，不便于集中。

    事实上，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交易、流通，更利于农业的生产和发展，市场也不会让土地白白闲置或浪费。不愿种地的农民可以把土地卖掉变现到城镇安家落户、就业；愿意留下来的农民可以一展手脚、不受捆绑，把土地购置过来集中到一块，搞规模经济效益，也能轻松赚到钱。

    就上述两个困境而言，业已到了重视、变革当前中国土地制度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