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地方储备是应急动用的第一线，成败的关键就是反应要快，控制住事态，必须要立即投放和供应市场，而原粮显然不符合要求。在危急时刻特别是市县一级的储备和大中城市的储备，更需要以大米、面粉、小包装植物油等成品粮为主。

　　东南亚的大米危机

　　菲律宾的大米危机是长期错误农业政策的一次危机爆发。或许，不经过这样一次危机，人们就不会像对待金融危机一样，对待粮食安全。

　　半杯大米

　　4月8日，当菲律宾——全球最大的稻米进口国宣布将进口100万吨大米的时候，大米价格连续第4天破了纪录。芝加哥交易所大米涨到了每100磅21.60美元，比一年前的10.08美元翻了一番还多。

　　席卷菲律宾的米荒愈演愈烈，排在政府授权出售粮食的米店前长长的队伍刺激着投资者的神经。整个马尼拉约400家国家粮食署授权出售大米的粮店，每天都是一大早就排起了等候的长队。由于供应不足，国营粮店经常无米可卖，连日来更是每周最多营业3天。为防止抢购囤积，粮店从今年2月起规定每人每天限购3公斤，并靠在手指头上用墨水做标记杜绝重复排队。国营粮店出售的平价大米仍保持价格稳定，每公斤18.25比索，约合人民币3.05元，自由市场上的大米价格则飙升了8～10比索，最低也要卖到每公斤30比索，有的甚至高达50比索。

　　为稳定供应，菲政府可谓用尽浑身解数，却四处碰壁，粮价几乎成了进口国和出口国间的政治问题。阿罗约政府马不停蹄地与相邻的出口国磋商寻求进口，她甚至动用元首外交，要求越南承诺供应150万吨大米，但越南只答应了100万吨，其中还有70万吨是去年已签合同。从越南得不到足够供应，菲律宾又到柬埔寨寻找出路，紧接着又邀泰国总理访问，商谈6月份泰国向菲输出大米。不过，阿罗约总统表示:“政府从泰国进口大米，不是因为大米短缺，而只是为了使大米价格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因为大米生产成本仍然略高于普通的菲律宾人所能够负担的水平。”为应对危机，政府还宣布追加50亿比索补贴稻农，希望此举能带动地方政府为水稻生产再投入320亿比索，刺激国内稻米生产。

　　国际政治又和国内政治息息相关。价格高涨自然引来囤积，囤积则进一步推高价格，形成恶性循环。投机商人打起了政府补贴的主意，把政府补贴的卖到贫困地区的粮食又运回了粮库，准备高价出售，两个粮商由此受到查处。阿罗约呼吁打击囤积，司法部也以“破坏经济罪”起诉囤积者，并向全国派驻“大米警察”。农业部建议速食中心提供“半杯大米”，多家连锁快餐店还将每份米饭的分量减少一半，价格也降为原来的一半，以此希望消费者不浪费。甚至麦当劳都表示，将推出类似的措施以减少浪费。

　　菲律宾，一个9000万人口的国家，在东南亚地区人口并非最多，气候条件也适合稻米种植，却年年需要靠进口满足国内需求，大米的进口量已从1997年的72万吨激增至去年的187万吨。对连年需要进口粮食，当年媒体普遍认为，这是菲长期忽略农业发展，只致力于高增长行业的恶果。去年菲律宾GDP增长率达到30多年来创纪录的7.3%，但这一高增长却是建立在“轻农”政策上的。在加强工业产品出口以拉动经济的同时，近年来菲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却不断削弱，大米生产的增长率仅维持在1.9%的低水平，粮食增产追不上人口年均2.36%的增长，更赶不上消费需求上升——由于人口的增长，菲全国每年的大米消费量由两年前的1059万吨增加到了目前的1205万吨。参议院主席也敦促政府在农业上加大投入，并指出菲律宾的水稻产量有15%因为没有干燥机、仓库和其他收获后所用的设备而损失掉了。这等于损失掉149.4万吨大米，足够抵消一年的进口。

　　现在，国际市场粮食暴涨，菲律宾政府不得不吞食长期轻农的恶果。瑞士信贷银行的预测，菲目前的大米危机将使该国损失今年1%国内产值。

　　恐慌的发源地

　　由大米引发世人的恐慌，真是再合适不过的品种。小麦、玉米的世界贸易量各有1亿吨左右，而大米这一全球一半人口的口粮，上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贸易量仅为0.15亿吨，即使贸易量较多的1993～1994年度也只有0.1634亿吨，仅占该年世界大米产量3.6亿吨的4.54%。随后贸易量虽有所增加，一度增长近一倍，但仍是国际粮食贸易中的小品种。自1999年以来，世界稻米产量增加了，1999年首次达到4亿吨，出口贸易却连年下降，1999年世界稻米出口总量比上年下降8.1%，2000年又下降9.5%。稻米的价格极度萎靡，大米出口也只控制在少数国家手中。泰国、美国、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等国出口份额约占世界大米出口量的80%左右，上世纪90年代一些极端的年份，仅泰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就占到世界出口份额的将近一半，美国大米品种又多是中粒米或短粒米，只有日本人做寿司的时候用到，不符合大部分进口国的口味，在出口国中地位并不重要。现在，泰国、越南和印度则占到全球贸易量的60%，三个国家对世界米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世界排名第一第二的大米的生产大国未必是出口大国，印度虽然以近亿吨的大米产量稳居世界第二大米生产国，但是其大米出口量也只排到第五六位。我国大米年产量1.8亿吨，世界第一，但只出口上百万吨，加之一定量的进口，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状态。

　　泰国是全球最大的食用米出口国，年产量1900万吨，内外销比例接近对半。印度和越南每年出口约500万吨。印度的出口又具特殊性，并非单纯输出粮食，而是要靠大米出口换取小麦。往年米贵面贱，大米的价格约是小麦的1.5倍，今年随着国际小麦价格大涨一倍，印度大米和小麦价格倒挂，大米出口锐减。从去年9月份，印度暂停大米出口，累计减少大米出口250万吨。印度出口少了，寻求进口的国家只有在泰国和越南弥补供需缺口，越南拿不出更多的米，泰国几乎耗尽了库存。

　　正是这样一个契机，3月27日，泰国宣布国际米价标杆的泰国100%B级大米出口报价由每吨580美元上涨到了每吨760美元，涨幅超过了30%，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点。“米荒”一下子蔓延开来，3月28日越南政府也表示将削减20%的大米出口量，此前经过持续数月的价格上涨，大米的零售价已暴涨了六成。同一天，印度也宣布调整大米出口价，在3月27日650美元/吨的基础上，一次性提价350美元/吨，增至1000美元/吨，涨幅近五成。4月1日印度政府再次宣布，将暂停出口大米以缓解国内米价高涨。如此算来，随着这些主要大米出口国大幅削减出口量，全球大米的供给少了1/3。恐慌于是进一步加剧，政府的紧张转化为种植者的惜售和商人的囤积行为，几种力量推波助澜，加剧了动荡。

　　回头看大米价格的大涨，或许正是价格传导机制的不畅造成了信息堵塞，粮食价格的上涨一时不能传递到米价，最终爆发了报复性上涨。印度的价格管制可以追溯到去年3月，为抑制通货膨胀，印度政府关闭了期货交易所小麦和大米的交易，三家交易所的小麦和大米品种只能平仓不能开仓。尽管业内人士指出价格是供需以及其他因素的产物，期货市场只是传递这样一种信号，取缔价格信号并不会达到控制价格的目的，但在反对党指责政府纵容农产品价格上涨声中，政府还是关闭了交易。事实也证明，这对控制通胀并无帮助，反而积累了矛盾。

　　东南亚国家的大米政策或多或少使人联想到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泰国政府也是以行政手段捍卫联系汇率，直至耗尽了外汇储备，不得不一次性货币贬值。只不过这次的大米危机对泰国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