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最低收购价是中储粮执行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之一。前两年国家正式取消了农业税。那之前，农民必须将部分粮食作为“定购粮”卖给国家，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可以自主决定卖给谁，但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政府制定的最低收购价水平，国家必须实行保护性收购。

　　表面上看，都是农民把粮食销售给国家，但以前是农民“必须卖”，现在则是政府“必须买”，前者强调农民的义务，后者强调政府的责任。这一点变化，折射出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市场规律认识的深化，也反映了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适应这种转变，从2005年起中储粮总公司连续3年在10多个粮食主产省开展保护性收购，涉及东北玉米和粳稻、黄淮海地区的小麦、南方早籼稻和中晚籼稻，累计收购9200多万吨粮食，通过这项制度性安排，加上其他政策配套，彻底解决了“增产不增收”和“卖粮难”等问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得到充分保护，才有了从2004年开始的连续4年粮食增产，我们面对全球高粮价挑战才更加从容。

　　三联生活周刊:但为什么粮食增产，又有一系列政策托底，粮价还在涨？

　　包克辛:现在仍是可控的上涨，不可控的上涨才真正是问题了。去年粮价上涨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加上目前我们统计制度上粮食食品所占的特殊分量，在CPI中节节上升的过程中，粮价问题更加突出。

　　为什么粮食连年增收了，粮价还要上涨呢？粮食价格不单单由市场供求决定，成本推动、市场心理预期和国际市场走势也有很大影响。换个角度，如果我们没有采取措施，任由国际粮价上涨冲击国内市场，就很有可能导致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问题就更严重了。

　　去年以来，我们按照政府下达的指令，先后向市场抛售了150万吨玉米和45万吨植物油，同时保持常年、定时通过粮食批发市场挂牌拍卖形式，累计销售近7000万吨最低收购价小麦和稻谷，加上我们及时组织中央储备粮轮换出库，这些稳定、持续的市场投放，增加了市场供给、稳定了市场心理预期。如果没有这些强有力措施，即便是粮食供需总量保持平衡，也可能因为一些中间商的囤积投机和推波助澜，造成难以预计的放大效应。

　　要把国内粮价控制在合理水平并不是一点都不能涨。目前国内粮价水平与快速增加的农业生产成本相比，仍然属偏低水平，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仍然不高。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把粮价提高一些，有利于维护农民利益和种粮积极性。其实这个事情政府已经在做，前不久就决定提高今年小麦和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水平。粮价一头是农民，一头是市民，两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

　　三联生活周刊:那我能否理解，我们的粮食“紧平衡”是CPI和农民收入双重保证下的一个妥协产物？从一个市场调控者的角度，如何理解粮食的“紧平衡”？目前打破平衡的外力有哪些？如何去继续维持这种平衡？

　　包克辛:粮食“紧平衡”应当说是我们调控力求实现的目标，是从我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出发的现实选择。为什么是“紧平衡”，平衡有余多一些不是更安全吗？粮食生产是一种资源依赖性很强的产业，我国耕地、水资源数量有限，资源负荷较重，能够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已经十分不容易。去年国内粮食总产量达到50150万吨，但与不断增长的消费相比还有缺口。考虑到粮食关系到一国政治经济社会稳定，中国吃饭问题主要还要靠自己解决，国际市场的资源可以为我所用，但是不能过多依赖。我想这次国际大米涨价后各国纷纷控制出口已经给我们敲了警钟，“紧平衡”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产需有缺口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力求使缺口不能过大。缺口大了，过分依赖进口，只能被动接受国际粮价波动的风险，粮价作为百价之基，无疑会增加国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有一些缺口，完全可以通过储备这个“蓄水池”加以弥补，也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进行余缺调剂，同时为国内粮食价格合理提升留出上升空间。这里面就需要宏观调控，在CPI和农民收入之间取得平衡。

　　实现“紧平衡”目标，最根本是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此外我想，应该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国际粮食安全进行评估。例如，美国的燃料乙醇政策，欧盟要扩大生物柴油使用等等，现在看这些政策对世界的粮食供求格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我们对此不进行评估，盲目跟风，必将影响“紧平衡”目标实现。再者，应当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从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进行评估。我国在油脂油料产业上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国内大豆种植萎缩，油脂加工能力被外资控制，增加了我们调控油脂油料市场的难度，这方面的教训应当认真汲取。

　　三联生活周刊:在通胀压力面前，中储粮在平抑粮价波动上是不是更为不易？

　　包克辛:去年我们的确一年都在忙，任务繁重，收购、腾仓换库、投入储备，全年都在做。粮食跨区域调运曾经是粮食工作的大难题。过去粮食多的时候，有的地方视粮食为包袱，没人愿意调入粮食紧张时候又不愿意调出，极难协调。从2006年开始，国家有计划地将最低价收购的粮食从产区向销区和缺粮地区调运，先后给中储粮下达了1000万吨的调运任务。由于这部分粮权属于国家，调运的执行主体只有中储粮公司一家，就便于协调，不会出现扯皮现象，所以整个调运效率非常高。

　　今年国家粮食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保障粮食基本供给不脱销、不断档，粮食市场价格不大涨、不大落。中储粮总公司的职责就是全力落实国家有关政策。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供给方面不脱销、不断档应当没有大问题。有国家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托底，粮食市场价格也不会大落，重点是实现价格不大涨。

　　抑制粮食价格过快上涨，现在主要是采用向市场投放储备粮，增加市场供应的办法。国家在投放方式上在不断改进完善。去年植物油价格上涨过程中，我们在批发市场拍卖了20万吨储备油，却发现石沉大海，油价还在涨，后来我们调查，有的加工商买了以后囤积起来，自己获利，所以这20万吨油完全没有收到预期的调控效果。今年我们就改变办法了，第二次拍卖25万吨储备油，采取定点定向销售，要求加工后直接供应市场，市场油价迅速回落，效果明显。不仅在植物油上，在抛售储备玉米时也采用定向销售给终端用户的办法，尽可能压缩中间环节，让利给消费者。今后，我们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改进调控，不断提高执行宏观调控任务的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中储粮承担着政策性业务，但同时又是企业，也要完成国资委的经营业绩考核。在调控任务的具体操作上，如何把企业行为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起来？

　　包克辛:从理论上讲，企业是有自身利益的，而政府宏观调控着眼于社会利益，两者之间有不一致。从现实上讲，上世纪90年代，我国粮食流通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国有粮食企业“逆调节”，价格越高就越抢，价格低了跟着抛，追涨杀跌，人为造成粮价波动，也形成很大的亏损。

　　那么是不是企业行为和国家调控就无法统一呢？我认为这个并不矛盾。企业行为取向就是要体现出资人的意志，中储粮总公司的出资人是谁？是国家。那么在市场操作上国家要求中储粮总公司做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高抛低吸”——市场上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就会上扬，这时候就需要你往外抛，增加供给，平抑市场反之，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就会下跌，你就要吃进，扩大需求，把粮价托住，而不是刚才说到的“追涨杀跌”。把这个弯扭过来了，企业行为就和国家调控一致了，效益也出来了，中储粮就会成为市场上的健康力量。

　　去年有段时间就出现了连续性粮食价格较低的情况，这时候就会伤农，会影响农民种粮积极性，进而可能影响农民种植结构变化，导致未来供给风险。我们就大量吃进，通过这种途径把市场的粮价稳住。实际上整个托市价格是经过计算的，产区的收购价加上各个环节的费用，包括运输、保管、人工、包装、物料等，到销区基本保证一个微利，就是不能亏，但是想赚大钱也赚不着。

　　三联生活周刊:我理解，现在中储粮所做的基本上就是两头调控，销区和产区的调控。对销区而言，就是不断实行适当抛售，以维护销区价格的相对稳定，让它保持有点微涨的态势，涨得过多当然不行另一方面，在产区托市，不让粮价大跌。但这是一个理想状态，我知道中国粮食供应整体呈现出“北粮南运”的格局后，对于产销之间的衔接存在着特别严峻的考验，粮食储备主要集中在产区，销区则严重不足，而运输环节又严重掣肘。往往同一时间，销区粮价越涨，产区粮价越跌，而一旦销区发生供应危机，恐怕平抑粮价波动的风险和难度将大大增加。

　　包克辛:粮食供求，尤其是大米供求的结构性和区域性矛盾一直存在。结构性主要在品种上，比如这些年优质品种的稻谷消费量增加不少，同时随着城市流动人口增加，籼稻需求又有所回升。

　　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区域性矛盾，比如说东北地区是我国粳稻主产区，去年的粳稻商品量达到2000万吨，但由于存在运力瓶颈制约，粮食丰收了运不出去，卖不掉，价格往下掉。前不久，我们已经在黑龙江和吉林启动了粳稻最低价收购，在辽宁也开始临时收储粳稻，阻止价格下滑，这也的确客观反映出供求的区域性矛盾和现实压力。

　　再比如，南方销区和大中城市消费量大，也是价格形成的地区，但是这些地区的储备库存规模比较薄弱。这其中有历史原因，因为当初建设粮库时就向主产区倾斜，当然，现实原因也不能忽视，现在粮油加工业都向产区集中，如果原粮大量储存在销区和城市，加工就成了问题，甚至出现一些储存在销区的原粮还要拉回产区加工成成品粮的现象。

　　今年年初冰雪灾害发生，幸亏去年四季度就要求城市成品粮储备不少于10天的消费量，现在看来冰雪灾害中成品粮储备做得较好的地方就没问题，直接从库里调出来供应市场。幸亏这次灾害是在南方，南方的几个产区除贵州之外都存量不少，当地还都有一些大米加工能力，直接出库以后加工好就可以供应市场。如果这种重灾发生在销区，问题可能就比较大了，当地没有什么加工能力，一旦再没有成品粮库存，应对灾难的难度就比较大了。

　　解决区域性供求矛盾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中储粮总公司有一些有利条件。我们的垂直体系具备库点多、分布广、设施设备齐全的网络，在衔接产销区上具有独特的优势。销区粮少了我们就地投放，并以产区的粮源作为保障产区粮多了我们就收，等运力缓解再补充销区。我们一些库点有加工厂，规模不大，运作灵活。发挥垂直体系优势，需要进一步健全产业链条，往前延伸增强我们在粮食产区的收储能力，往后延伸增强我们销区供应能力，一收一放，产业链就形成了，平衡产销区间供求的能力也增强了。

　　三联生活周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和很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一样，是一个权责逐步明晰的过程，中储粮在宏观调控中如何处理和地方调控力量的关系？

　　包克辛:你所说的中央调控和地方调控，具体到粮食储备制度，表现为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的关系。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对等的原则，中央储备由中央财政拿钱建立，负责全国范围的粮食平衡和应急处置地方储备由地方财政拿钱，负责辖区内的粮食平衡和应急处置。

　　按照国家粮食应急预案，如果出现粮食紧急状况，储备粮动用的顺序是先地方、后中央，可以说地方储备是一线，中央储备是后盾。这里面就有一个分工协作问题，各级储备机构之间的功能配置应当调整。

　　目前我们国家粮食储备分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中央储备这块由中储粮总公司直接管理到储备粮承储企业，地方储备这块在各地可能继续分为省级、市级和县级，这样就形成中央到地方的4级储备。这4级储备基本都是储存原粮，现在看来需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