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药越来越受欢迎，近日，泰国政府决定进口廉价波立维仿制药，在发展中国家首开先例。
中国的制药工业在仿制药领域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在原料药生产数量、品种和规格等方面，中国已经处在制药大国的地位，但仿制药制剂的研制和质量还与国外有相当大的距离。
如何保证仿制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维护行业信誉和尊严，避免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益、忽视研发和质量的不良风气，加强监管，少走弯路。我们需要从国内外的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从政府廉政、行业观念、企业自律、规范研发、产品质量、讲究诚信、加强监管等方面入手，让我们的医药产品有质的飞跃，才能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药，让中国产品走出国门，缩小与世界医药强国的距离。
美国FDA素来以管理严谨、铁面执法闻名。FDA的监管涉及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和医疗器械等领域，其执法和监管基本依赖药企和官员的诚信。
如今遥想1989年的那场仿制药风波，可谓震惊全美，波及整个行业以及千千万万的药品消费者。丑闻的导火索是对个别FDA官员有执法偏向的怀疑，随后发现有官员受贿和药厂行贿等犯罪行为，美国国会司法委员会专门对此展开调查，最后导致FDA对上市产品进行全面抽查，多名官员和企业高管被定罪或处罚，多家公司停业整顿。整个事件不仅让FDA蒙羞，也让百姓为药品质量颇为担忧，更让仿制药行业的名誉和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受此事件影响，在一项民意调查中，9%的百姓表示不考虑使用仿制药。此后，仿制药的销售持续低落，直到数年后，这个行业才恢复名誉。
侦探“淘宝”获证据
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Hatch-Wax法案，允许药厂在药品专利过期后，凭药品的生物利用度和生物等效性数据，即可向FDA进行仿制药的简要申报（ANDA），为仿制药企业大开绿灯。此后几年，仿制药的研制和申报数目迅速增长，药价下降，仿制药的处方和销售量增加，让百姓得到很多实惠。
仿制药工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行业的剧烈竞争。申报ANDA的厂家都在争相成为首家上市的仿制药厂，谁的仿制药最先进入市场，谁就拥有180天的行政保护期，首仿药将占据市场的大半壁江山。从理论上讲，FDA对所有申报的ANDA都要一视同仁，先报先审，审批的时间大约是15个月（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以前约为20个月）。
1989年7月，美国著名的仿制药厂Mylan公司在申报多项ANDA的过程中，发现其竞争对手总是捷足先登，屡屡占上风，公司董事长Roy McKnight怀疑FDA审批偏心，决定雇佣私人侦探调查政府官员的行踪，结果竟然在FDA仿制药办公室的垃圾中“淘宝”成功，找到了药厂行贿和官员腐败失职的确凿证据。Mylan公司担心遭到报复，没敢把自己的调查结果直接向FDA通报，只是把投诉和证据提交给国会下属的司法委员会。
司法委员会主席John Dingell立刻要求司法部和FDA组织联合小组介入，经过一年的调查取证，有42名相关人员（FDA官员和药企高管）及10家公司被定罪并受到严惩。时任FDA仿制药审查部主任、47岁的Charles Wang和他的2位幕僚，因接受价值2.43万美元的礼物和招待费用（如豪华游轮和酒店费用）被定罪判刑和处罚。
严厉监管还行业公道
尽管已上市的仿制药并非对人体有害或治疗无效，但调查小组发现，FDA官员滥用仿制药注册法规，给予企业方便，审批数据不全，操作不规范，数据造假等违规现象严重。
为了重塑仿制药名誉，强化FDA对仿制药的监管，FDA随即组织人马，从30种处方量最大的仿制药中抽查了2550种仿制药样品和成品，逐一进行样品质量分析测试；对36家最大的仿制药企业和12家合同生产厂家，进行现场考核和注册材料抽查。结果，FDA动用了17个检测中心，300多名专业人员对市场30%的药品进行分析测试，发现仅有27个产品不合格，占测试样品的1%。
对于24种治疗窗口（therapeutic window，有效剂量和有毒副反应剂量接近）狭隘的药品，FDA还要进行至少3批生产批次的抽样调查。接受测试的429个样品，既有仿制药，也有原研药，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样品测试不符合美国药典标准。部分GMP生产管理的不规范问题，在仿制药和品牌药企业的发生率几乎相同。鉴于上述事实和数据，FDA相信“仿制药丑闻”基本属于个案，并未涉及到全行业的仿制药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此时，仿制药企业终于松了一口气。
仿制药企业在经历这场丑闻后，也痛悔思过，开始加强自律和从严管理，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摆脱了仿制药工业的信任危机和困境，乘着政府、百姓和保险公司要求降低药价的东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寻租”无机可乘
作为惟一的政府监管机构，FDA肩负着药品审查、产品质量、药物疗效及其安全管理的重任，始终强调政府部门的廉政建设，秉公办事，治理腐败，杜绝寻租行为。“仿制药丑闻”虽然只发生在少数几位官员身上，涉及金额不多，但违法者一经查证，均受到了严厉惩罚。在FDA的官方网站上，官员的行为准则、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等都有明确规定。
比如FDA官员或职员在任何场合，不得直接或间接接受任何人或机构的礼品、钱财或其他商业上的好处：FDA人员到现场考核，一概拒绝药厂款待、宴请和礼物；邀请FDA官员参会讲演，讲演嘉宾都得自掏腰包（再向政府报销），不得收取出场费和讲演费。
FDA的职员必须公开其当前的商业利益关系，只要与其监管审批的行业有关联，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私人公司，无论是董事、高管、顾问还是股票期权持有者，都必须如实公开，并逐一清理，不得以亲戚或配偶子女带持。FDA前主管Lester Crawford曾向联邦政府撒谎，隐瞒其拥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股票期权等事实，后被起诉和定罪，虽然其涉案金额只有2.87万美元，但已构成刑事犯罪，或许因为如此，他在担任FDA临时局长还不到1年即匆匆宣布辞职。
FDA官员在离职以后，不可变换身份服务于原岗位、审核过的项目或公司，FDA资深官员还有额外的“不许接触”（no contact）限制，这取决于之前的薪水级别和工作责任，以及离职后关联工作的涉足程度，不许接触的时间限制可以是一两年，甚至终生。假如你曾经审核过某一项目的基金或是某个药物的注册申请，离职后申请或应邀为该项目或该公司工作，必须告诉雇主上述规定。违者会被起诉和定罪。
透明增进理解
FDA每年要审批的药物虽然不至于有成千上万，但仿制药和新药也分别有几百项，需审查的材料很多，药厂的申报一般有很详细的指南，审核过程的透明度较好，随意性和不确定性比较少。
仿制药（IND）的申报可以事先申请召开申报前会议（Pre-IND Meeting），药厂可以就某项产品的申报与FDA各部门的专家进行坦诚的讨论，达成共识，并形成会议纪要（MEMO），保证新药申报的IND材料完整，减少不必要的退审和补充材料；FDA负责具体项目的审查人员，其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很方便获取，沟通来往都有记录备案；凡FDA审批过的案例，除了部分技术敏感细节和数据不对外公开外，大部分都会公示或可查询。
这些做法保证了审查过程的合理性、公开化和进度可预见性，有利于药厂理解FDA的审查重点和风格，减少盲目性和失败率，使药厂把更多精力花在整理资料的科学性、规范化和准确性，而不是千方百计走捷径。
对报批材料进行核实，对上市产品随时抽查，对生产场地进行突击飞行检查，也是杜绝和预防企业造假、研发生产不规范的重要手段。企业数据造假或违规生产，很难逃过现场考核人员敏锐的眼光。当然任何监管机构在精力、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做到对材料审核万无一失：审核过细，成本过大，周期太长，不利于企业生存和发展；但审查过松，有假不打，有错不纠，有罪不罚，药政管理就形同虚设。因此，FDA对记录良好的企业相对抽查少，对违轨者或上黑名单的企业则重点监管，这种基于诚信和记录基础的监管，既严谨又灵活，效果很好，值得借鉴。
仿制药协会遇惊不乱
美国仿制药企业联盟对于仿制药风波的危机处理也是可圈可点。该协会主席Dee Fensterer屡次出面澄清事实：“仿制药行业有20年的成功经验，品牌药始终想找出证据说明，仿制药与品牌药不一样，但它们从来没有得逞过……”、“……出现行贿和操作不规范的少数害群之马，并不能动摇行业的地位和名声。行业中的多数企业还是严格遵循FDA的生产报批，讲究产品质量的。”他反复呼吁大家耐心等待官方调查结果，同时要求所有企业加强内部自查、自律，认真配合政府抽查，积极宣传仿制药行业的特点和规范化运作，争取用事实尽快还行业以清白。
多数企业在仿制药风波发生后，并未放慢产品研制的步伐，在积极配合政府稽查的同时，主动开展危机公关和企业自查，允许产品回收，从产品性价比和质量方面入手，让老百姓了解仿制药的研制生产过程，确信行业的价值观。
事后证明，大部分企业还是规范的，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是可靠的。仿制药厂家在经历短期的低落和涨幅下滑后，终于在政府支持和医保大环境的推动下，很快恢复了元气，步入稳健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