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骗者四成选择“认了”
“如果买到了劣质产品，你会采取哪种维权方式？”
在央视进行的一项调查中，40%的受访者选择了“自认倒霉”，排在首位。“维权成本太高，当然没有积极性。”广东台山市人民医院B超组组长黄洁贞代表说。
黄洁贞谈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小故事。去年中秋，黄洁贞在超市买了一包红泥花生，回家打开一看，一大半都霉了。花生霉变会产生黄曲霉菌，对人体伤害很大。做了多年人大代表，黄洁贞养成了“较真”的习惯，立刻拿着花生到超市去“讨说法”。结果，一番交涉后，超市答应赔偿，赔两袋花生！“两袋花生十块钱，我来回打车就花了12元，蚀底了！”黄洁贞还不甘心，翻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查，超市的做法完全合法。“这样的傻事，我再也不会干了，买了劣货就自认倒霉，还能省点钱”。
中国消协副秘书长武高汉接受采访时表示，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尤其是食品，单价都不高，找经营者交涉，到行政部门申诉，要花费很多的财力和精力，得到的赔偿往往是一包饼干、一包瓜子，不值。
让全民都成食品监管者
如果13亿中国消费者都能成为监管者，不安全的食品不就无处可逃？
怎样调动消费者的积极性？黄洁贞说：“要打一场保卫食品安全的人民战争，武器就是‘最低赔偿金’。”黄洁贞建议，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修订，增加“最低赔偿金”的条款，即无论消费者购买的商品金额多大，只要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就可获得高额赔偿，比如1000元，“哪怕只是一袋花生”。发达国家不乏范例，在美国的夏威夷，最低赔偿金是1000美元。
在北京、西安等地，在每一张税票上，都印有即开型的中奖号码。以前，自己掏腰包的消费者总觉得发票没用。现在，那怕是20块钱，都会索要发票刮一刮，就为“图个乐子”。“一个小小的中奖游戏，换来了数百万名税收监管员。”与之相比，食品安全最低赔偿金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功用。
重罚让违法者成本大增
“最低赔偿金”制度的建立，还可以提高经营者的违法成本。
中国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刘南征指出，对于造假者，只处以两倍的惩罚，违法成本太低，造假当然屡禁不止。
黄洁贞说，应该罚得造假的人倾家荡产，让他们再也不敢、再也不能害人。
目前，我国有关食品的法规并不少，但是执行困难，大多成了一纸空文。我国食品行业的特点是小而散，全国有17万家食品生产企业，而有数字表明，全国70%以上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是地下小作坊，监管部门根本无从查起，而“最低赔偿金”则可大大降低执法难度。
即使是最难监管的蔬菜农药残留，如果规定消费者发现农药超标，就可获得千元赔偿。消费者自然愿意去检测，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有关部门可从销售者一直追查到原产地，从餐桌到农田，食品生产供应链的全程都可以置于监管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