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酒历史文化
据《楚辞》记载，古人饮酒有两种饮法，一种是汁滓一起饮用，另一种是除其糟而存其汁，仅喝其汁水，此汁水称“镵”。
关于楚酒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上曾有这样的描述：古时候一宿（即一个晚上）所谓薄，厚薄的薄称为礼。因为孔子斟酒要加米，并且一天以后就能喝，所以薄酒又称为礼。在米的基础上，再增加酒精度，这个叫粩，都是带了米，其实这个“米”还包括高粱等其它粮食作物。之所以三国中有“一壶浊酒”的说法，是因为这个时候的酒都是红颜色的，米粩都是浑浊的。
到了春秋时代后期，中国的酿酒技艺有了提高。这时改进了粩酒的工艺，即延长观察期，加粮食，再加米，这就是我们看到古井酒厂的广告“九酝酒法”，酒是酝。怎么酝，加粮食，加米进去，就像我们现在称为加饭酒的绍兴黄酒，道理是一样的。这个九酝酒法是楚人仿的，曹操就把在九酝酒法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东西进献给汉帝，作为国家的法律，这就是后世所称的酒法。
到了唐宋时期，因九酝酒法的广泛应用，黄酒定型了，就在现在的绍兴一带。事实上，这个九酝酒法在楚国非常流行，那时候浙江地区还比较边缘一些。宋代是我们科学技术较为发达的时代，当时的《北山酒经》里面谈到酿酒技术已经非常讲求科学。所以，楚国时期酒的历史，从湖北来看，从楚国来看，可以说是一个中心地带。因为这里粮食、水源都非常好，所以李白在安陆住了十年，写下了安陆“涢水浓于酒”；苏东坡官贬黄州，写下了千古绝唱《赤壁赋》等等。楚人嗜酒、善饮、好客。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在楚墓中发现的酒器在饮食器皿中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列国墓中所见。但好客的前提也要求客人礼尚往来，否则就会“敬酒不吃吃罚酒”。《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十三》记载了这么一件事：当初，南唐在楚地寿春，强行征收粮食布帛，又兴造营田，当地百姓吃尽了苦头。等到后来后周的军队到达，当地百姓争相宰牛献酒来犒劳周军，但是后周将帅不仅不体贴安抚，反而掳掠百姓，把他们视为粪土草芥。结果民风彪悍的楚人聚集起来，操持农具作为武器，拼缀纸片作为铠甲，当时人称之为“白甲军”，抵抗后周军队。
楚酒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来对荆楚大地的酒业所产生的传承文化、记忆文化、消费文化、文学文化、民风民俗影响深远。楚酒文化也是中国酒文化的缩影。纵观全国白酒产品，以文化为主要内涵的高附加值白酒也越来越多。白酒如今已是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消费品，酒文化的作用越来越大。弘扬楚酒文化，为楚酒增添软实力，定能助推楚酒的新跨越。
楚酒地理文化
湖北盛产大米、水系发达，气候宜人。唐宋文人墨客达官名流在湖北留下的无数赞美酒的诗词文字，充分反映出那个时代湖北酿酒业的发达程度。“中国白酒自元代始”，这是湖北蕲春人李时珍所修编的明本《本草纲目》一书中首肯的观点，这已经成为我国白酒起源说最重要的论据。
虽然中部六省区除了山西外，大都曾经是楚国的疆域，但是楚国的建都主要是在湖北，所以楚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都在湖北，由此而来长期习惯称湖北为楚。
楚地百姓饮酒的风俗很是特别。南北朝时期，梁朝宗懔曾撰写一部叫做《荆楚岁时记》的书。此书是我国最早记录楚地岁时节令、风俗的笔记体专书，里面有几则涉及楚人的饮酒习俗，如：“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脚却鬼丸。各进一鸡子。造桃板著户，谓之仙木。必饮酒次第，从小起。”其中的意思是说：在农历正月初一，全家老少穿戴整齐，依次祭祀祖神，祝贺新春。敬奉椒柏酒，喝桃汤水。饮屠苏酒，吃胶牙糖。吃五辛菜，服“敷于散”和“却鬼丸”。每人吃一个鸡蛋。做两块桃木板，悬挂在门上，这桃板叫作仙木。喝酒的次序是从年纪最小的开始。据了解，这段话中的“椒柏酒”“ 屠苏酒”，都是楚人常饮之酒。著名诗人陆游在公元170年，由长江到凤集做画，中间路过藕池镇，就曾因喝到楚酒而诗兴大发。楚国爱国诗人屈原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屈原在《离骚》、《九章》、《九歌》中抒发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表达了对楚国的热爱，体现了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和为此九死不悔的精神。他曾在《楚辞·渔父》写到著名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此后，楚地便又多了一个称谓“惟楚有才”。
古往今来，3000多年的楚地酒文化与楚文化息息相关，并在不断地发展演变中成为中国酒文化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楚地先民吸收中原华夏先民所创造的先进文化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缓慢向前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今天的河南省西南部、湖北省大部均为早期楚文化的中心地区；湖南、江西等地为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的重心地区；江苏、浙江以及安徽的北部则为晚期楚文化的中心；同时，广东、云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也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