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印度业界正向印度反倾销局申请对原产于中国等地或从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的太阳能电池组件或部分组件进行反倾销调查。而对印出口太阳能电池组件的企业中，尚德的出口量最大。
为了渡过难关，在9月中旬召开的赛维LDK股东大会上，赛维宣布已向所在地新余市政府转让了一部分房地产物业和土地使用权以筹集资金。而更早的时候，新余市政府还被指以财政收入为赛维的信托贷款兜底，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也曾牵头国开行江西分行等机构提供过20亿元的周转贷款。
所有这些不过是杯水车薪。“一个几百亿规模的大洞，靠这么点小补丁就能补得过来吗？”一位光伏业内人士无奈地摇摇头。“要知道，整个新余市的财政收入一年也就一百来亿。”
燃烧的欲望
冬天的痛苦，是在为夏天的错误埋单
虽然行业处于低谷，不过作为创业者，施正荣和彭小峰在上升期的几个关键时刻做出的错误决断，是他们在冬天感觉格外寒冷的重要原因。
施正荣性格比较内敛，一位光伏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十年前施正荣刚刚回国创业，他专程前来拜访，设宴款待之余，为了活跃气氛，不知哪一位提议让这位“洋博士”唱首歌，“小伙子很腼腆地唱了一首歌，很不好意思。”但是随着尚德光环越来越耀眼，他也逐渐对各种场合都能应付自如，在几千人的大会上唱锡剧也能有板有眼。
很多人接触施正荣后，都觉得他更像一个科学家，而非一个成熟的企业家。施正荣对此并不抗拒，他甚至一直非常享受科学家的身份，以及由科学家向企业家“跨界”的感觉。
“中国对世界光伏产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而我们让这个产业的发展过程缩短了不止10年。”施正荣对于十多年所取得的成绩依然充满骄傲。
他被国外媒体誉为“太阳神”，常说自己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到各地宣讲新能源是人类的未来，还热衷于在各种高级别论坛与学术会议上抛头露面。2009年，尚德刚度过一次危机，施正荣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便表示，自己并不需要反思，“我从来都是这样，我不是企业家，我是科学家。”施正荣承认，自己的时间分给了三个角色—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科学家。
然而，他恰恰也为声名所累。产业红火时，每个月都有来自国内外的新能源企业、专家、官员参观尚德，一天有好几拨，“尚德都接待烦了，但没办法，声名在外嘛。”一位无锡市经信委太阳能光伏产业推进办公室负责人对《中国企业家》表示。
对自身角色与定位的不明晰让施正荣的决策往往充满矛盾，时而过于超前，时而又过于短视。“这个行业一般要看得很远，但我还要处理眼前的事情，眼前有订单我要处理吧？眼前还这么红火是不是？”面对本刊记者对于为何不更早做出停止扩张、裁员等措施的追问，施正荣在2009年底曾如此解释。
2005年，施正荣曾在上海投资薄膜电池工厂，很快就由于多晶硅价格暴跌而被迫关闭，损失5000万美元以上。2006年的多晶硅是香饽饽。施正荣几乎软磨硬泡，天天和MEMC公司CEO通电话，才签下为期十年、价值60亿美元的采购大单。当时有高管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协议价太高，但施正荣认为这是决定成败之举，拒绝了该高管的意见。之后的故事已为外界所熟知，由于多晶硅价格暴跌，施正荣无奈以2.12亿美元违约金终止与MEMC的合约。但他并不承认这是自己战略失误，而是将之归结为金融危机的不可预测。
金融危机后，施正荣又投资控股了欧洲环球太阳能基金管理公司（GSF），这家公司为尚德2010年利润做出了重大贡献，让施正荣引以为豪，但今年7月底爆出的GSF反担保骗局，则显示出交易的复杂性，甚至可能让尚德蒙受重大损失。
接近施正荣的人士则向本刊表示，很多内部人对施正荣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好的科学家，但不是一个好的CEO，不是一个好的企业掌舵者和领军者。在大局未稳时，过去几年施正荣似乎有些兴奋，过早将精力放在了经营以外的地方。
施正荣够“洋”。他英语流利，视野开阔，打造了光伏行业堪称最具跨国公司气质的团队。而性格同样内向的彭小峰则够“土”，他毕业于外贸专科学校，做劳保用品起家。与施正荣的“长短线失焦”相比，彭小峰更像是一个“机会主义者”。2004年他决定进军光伏行业时，还不到30岁，这个年轻人急切寻找新的金矿，“他考虑过房地产，甚至炒股，但后来一一排除。”一位熟悉彭小峰的人士透露。
